“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台星语言战争，那些新加坡的外来劳力

万宗纶     2017-1-12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221643

新式英语(Singlish)代表着草根的认同，当外来人口增加，压缩到本地人的生存空间与条件时，在这场“本地” vs. “外来”的战争中，语言就成了互相攻击的利器。图/美联社

前所未见，今年1月开始，新加坡保全公司“策安保安机构”(Certis Cisco)将来台招募拥有大学学位，以及基础英语沟通能力，年龄落在20至40岁的役毕人士；需求共120人，月薪2700新币（约6万台币）——这些人力，将成为新加坡的“辅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 Officer, APO)。这是首次新加坡招募非星籍或马籍之外国人口作为警察人力，因此引发星国内部激烈讨论。

基于历史与地缘因素，Certis Cisco 旗下3500余名辅助警察中，除了新加坡本地人以外，有不少马来西亚籍人士，但这次指定招募台湾籍人力，却是第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该公司在受访时，表示没有招募台湾以外的其它国家人才的打算，但为何特别向台湾征才，也没有回答。

新加坡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辅助警察”协助正规警察执行诸如反恐任务、边境管制（含闸口的交通与人流管理）等重要安全检查工作，不仅是常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填补警力空缺。但新加坡向来严禁外国人干预内政（比如集会管制），“辅助警察”的外国籍身分本也因此成为两难的争议。

然而这起招募台湾籍保全人士的争议，却是在一个很诡谲的氛围中发酵。

最近星台军事合作出现不少插曲：先有新加坡装甲车离台后在香港遭北京方面拦截，后又有新竹居民抗议要求星光部队撤出。而新加坡网上早已出现要求政府不要触怒两岸议题的言论氛围，加上星国近年就业市场紧缩，国内逐渐兴起排外主义，这次的海外人力招募似乎触怒敏感神经，让新加坡网友备感错愕，不满的情绪于是以某种论战出现，其中之一便是——质疑台人英语能力。

狮城Online

万宗纶     2017-1-4

（本文摘选自《安娣，给我一份掺掺！透视进击的小国新加坡》，2016年12月由远足文化出版。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在一篇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出版的《我的国人在哪里？》论文中，引述了星国博士生的说法：“新加坡本地的博士生不值钱。我想我会去申请本地的学术职缺，但是我会入选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些事情都再再提醒着我，从我作为一名外国人踏进新加坡国土求学的那一刻起，整件事情就是十分“政治”的，“亚洲最国际化的都市”这个名号，对于外国人与本地人来说，各自表述。

“先生不好意思，我需要你的座位打直。”(Excuse me sir, I need your seat to be right up.) 带着新加坡腔的空少叫醒了半睡半醒的我和母亲，飞机即将降落樟宜机场，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飞行其实挺折磨人；根据机长广播，当地时间与台北没有时差，现在是早上五点。

从飞机的窗户望外看，一片绿油油而整齐划一的地表映入眼帘，我知道已经抵达新加坡上空。

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狮城”(Lion City)，根据《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¹的纪载，在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中间，室利佛逝王国的王子从首都巨港出发，因为船难而来到了新加坡，他在岛上看见了狮子，于是命名此地为Singapura（梵文：狮子）。不过当然，新加坡那时候不可能有狮子，这显然只是传说。

位在新加坡湾区的那一尊鱼尾狮(merlion)像，是这座城市名为狮城的象征，现在是观光客必游景点，那一带也是新加坡最干净且现代化的区域。李光耀带领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简称PAP)政府从1963年开始，就计划要发展观光业，那个年代是观光业即将起飞的年代，波音707与747客机接连出现，尽管那时候每年到访新加坡的旅客还不到一万人，不过在1964年，新加坡观光部门便希望要有一个标志 (LOGO)来推销新加坡。

1966年，被迫独立的隔年，新加坡政府采用了当地水族馆的英国人馆长设计的鱼尾狮图像，设计构想就来自这则《马来纪年》中纪载的故事，而鱼的身体，则是象征着这里身为渔村的过去，也代表这座城市亲水、面向宽广大海的特性，说明新加坡是“本土与国际的结合”。

1972年，鱼尾狮才正式变成雕像，设立在新加坡河口。“鱼尾狮文学”也成为新加坡的一大特色，鱼尾狮成为新加坡认同的一个具体物质，其中以Edwin Thumboo的英文诗作《Ulysses by the Merlion》（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最为著名，也是官方版本的鱼尾狮文学，里面写道 “They hold the bright, beautiful. Good ancestral dreams. Within new visions. So shining, urgent. Full of what is new.”（他们掌握着光明与美丽。美好的古老梦想，夹带在新的视野之中，如此闪耀、急迫，充满着新的事物。）

2002年，政府更进一步推动鱼尾狮公园，这座公园就位处在填海造地的土地上，鱼尾狮像也被搬至此地。

而在打造圣淘沙为游乐岛时，也打造了一座巨大的鱼尾狮像，这个鱼尾狮像的尺度必须够大、够磅礡，由澳洲艺术家设计，达三十七公尺之高。现在，整个新加坡一共有至少八只鱼尾狮。

鱼尾狮，不只是一个白色的雕像而已，他是新加坡的代表，是新加坡野心的代言者。这座狮头鱼身的雕像，面对新加坡河的倒影，也被人说是希腊神话的水仙花──是狮城自恋的展现。其周遭的大榴梿和金沙酒店的大帆船，也都是鱼尾狮公园营造出的全球化环境，所吸引进来的外资，同样用了新加坡的符号（榴梿、帆船）。看过《我可能不会爱你》的观众，对于新加坡有了那样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自信与自恋，这座岛屿吸引了我。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历史总令人神伤——读李慧敏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

蔡志礼       2014-4-21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60578

当我的目光在李慧敏新著《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字里行间穿梭时，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异感觉油然而生。书中所描述的六七十年代陈年往事，那些早已风干的童年记忆，又突然鲜活了过来。就像突然看见电视播放早期本地黑白历史纪录片一样，那些人物与场景看似有些陌生又是如此的熟悉。

1965年国家独立以后出生的慧敏，是在李光耀治国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我与作者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后就没再联系，各自在时光的流域中漂移，然而读着此书时，我惊讶地发现彼此对岛国的观感竟有如此多共鸣之处。

如果不是饮着这里的水长大；如果脚下的根不是紧紧拥抱这片土地；如果欠缺敏锐的触觉和独立思考能力，任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反映岛国人心的作品。旅游局的宣传口号“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是为本书量身定做的形容词。纵使你对书中的一些说辞不以为然，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作者那片知识分子炽热的良知，那股直抒胸臆的无畏勇气，以及把如此庞杂的问题梳理得有条不紊的功力。

身为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语言的研究者，我对书中语言和教育问题的论述特别关注。作者生动地形容本地早期的语言环境如“罗惹”(Rojak)，后来还搅拌成别具风味的南洋沙拉，但是被快速地整顿清理后，变成了没什么味道的西式沙拉。

楼下呆坐的广东大叔

在作者的眼中，“语言和文化问题一直是新加坡模式中最摸不到出路的迷宫。这个问题并没有跟建国初期的就业、房屋问题一样随着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而基本上解决，至今仍是个纠缠不清的争议性课题。谈论中文程度以及人们对于这个语文的态度，总不会让人觉得愉快。”

郭振羽教授：方言在本地已边缘化 但仍有生命力

联合早报/谢燕燕      2013-10-6
联合早报

郭振羽教授细说数十年来，方言、华语和英文如何此消彼长。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使用方言和学习华语也不是“零和”(zero-sum)关系。本地著名学者郭振羽教授认为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34年后，已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大可放宽播放电视方言节目的限制。

目前担任新跃大学学术顾问的郭教授，昨天在“华语、方言与宗乡会馆”的公开讲座上指出，在政府的教育和语言政策下，方言在新加坡已被边缘化，面对生存危机，但却仍有生命力。

他举例说，使用方言的电影《钱不够用》、《881》、《新兵正传》等大受欢迎，广东和福建流行歌曲在卡拉OK有影响力，以及七月歌台的普及都彰显了方言的生命力。

昨天的讲座是由宗乡总会与汾阳郭氏公会联办。郭教授认为宗乡会馆保留方言和推广方言文化，责无旁贷。民间如能自发推行“保留方言运动”，也许还有可为。

宗乡总会副秘书长方百成说，方言式微，责任不在孩子在大人。其实，父母、祖父母在家大可用方言与年幼孩童沟通，不必担心孩子跟不上别人，刻意用英语或华语与孩子沟通。

他指出，专家认为年幼孩子有学习多种语言的能力，大环境的主流语言是英语和华语，孩子很快能跟上，因此不妨教孩子一些方言。

还是以前的Rojak好吃

郭践红     2013-5-5
联合早报

我就是在这种语言rojak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但我一点也不混乱，反而感觉充实、更具有适应能力。

小时候住在潮州山一带的锌板排屋，几乎每晚都跑到邻居家与小朋友玩。妈妈要求我们每晚必须在8点半上床，在比较特别的夜晚，妈妈准许我们玩到9点，或听到“Ah Pek讲故事的音乐”响起时才回家。Ah Pek就是丽的呼声厦语讲古大师王道。

我家周围都是坟场，每逢酬神演戏时，我们就会成群结队穿过坟场，到山坡上的寺庙前看潮州大戏。我的玩伴中不少是潮州人，所以当时我的福建话有些潮州腔。两排排屋之间组成的小庭院，是孩子们玩乐的天地。马来、印度和华族小孩一起玩zero point、beh long、kuti kuti。玩闷了就爬上邻居叔叔们的电单车上假装飙车，或爬树采几个番石榴，不然就跑到草地上抓草蜢。有时口袋里有几毛钱时，就到杂货店买些零食汽水来分享。也不记得我们主要用什么语言沟通，好像什么都用一点，这种似懂非懂的交流，在孩子们之间完全不当一回事。

想起童年，耳边依稀响起多姿多彩的声音：妈妈和马来园丁以不怎么流利的马来话聊天；隔壁印度叔叔一面泡milo一面唱着淡米尔歌曲；邻居阿嫂用海南话喊叫着孩子回家；李大傻每天下午有声有色的粤语讲古；我外婆哼念的厦门谚语和儿歌；还有爷爷用卷舌音好重的河北话叫我们多吃几个饺子。偶尔爸爸妈妈有朋自远方来，我还能听一听浓浓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这些片段记忆组成了深刻的听觉印象，更是难得的文化接触，丰富的语言浸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