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气候放晴带动书写 历史左边出现补白

联合早报/何惜薇       2012-11-11
联合早报

本地近年来出现多本以上世纪政治历史为题材的书籍，带读者重游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
不管是前政治拘留人士撰写回忆录，还是学者根据当年史料编着的著作，都是为了留住历史，记录历史，为历史补白。

国内言论空间逐渐开放、前政治拘留人士年纪渐大、年轻人纷纷“寻根”、邻国率先出版类似书籍等等因素，似乎带动了上世纪新加坡政治历史的英文书写，当中包括了前拘留者“现身说法”的回忆录，以及学者的研究。

本地历史观察者指出，这类阐述历史另一面的书籍浮出台面，可追溯到2001年前政治拘留者赛益查哈(Said Zahari)回忆录的问世。同年，由另一名前政治拘留者陈仁贵主编，评述左翼运动领袖林清祥的“Comet in the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也在马来西亚低调出版。

政治历史书写2009年后渐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虽不能说明这类不同于主流论述的历史书籍何时开始出现，但他认为，《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以及国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宪法专家陈有利博士联合编着的“Lee’s Lieutenants-Singapore’s Old Guard”（《李光耀的得力助手》）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李光耀的得力助手》不但记录人民行动党第一代15位华、巫、印以及欧亚族领袖，如何集体拥护李 光耀的领导，携手解决建国的挑战，也透露了第一代领袖一些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2009年，“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自由之思：囚禁与流亡诗集》）出版后，市面上开始出现政治历史书籍。据该书出版商方可弘（57岁）说，这本由陈仁贵（已故），以及在1987年“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中被扣留的张素兰等人联合编辑的书，内容涉及“敏感课题”，但“出版社和书商都没‘出事’，因而催生了张素兰的自传《越过蓝色大门》。”

方可弘说：“《越过蓝色大门》出版后，出版商和作者也没‘出事’。2010年，《华惹时代风云》出版后，这类书籍的大门从此敞开，人们心中的恐惧逐渐消散。”

李光耀表态鼓励历史书写

2007年7月17日，建国总理李光耀致函《海峡时报》交流版，鼓励国会议员撰写回忆录。李光耀当时写道：“国会议员在决定新加坡历史进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鼓励所有议员，包括反对人民行动党者，陈述他们的过去。他们将为过去的事迹提供多面视角，丰富这段故事并增进它的质感。”

方可弘相信，李光耀的表态有一定的鼓励作用，而政府比过往开放也有助于消减人们对于说出当年经历的不安。

镇压如造爱

节译自《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第七章   作者：T.J.S George    2011-11-6
原刊于《蜗牛》第六期（1974-12-31）

镇压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有人告诉我说它就有如造爱一样——第二次总是比第一次容易！第一次也许还有一种良心上的谴责，罪恶的感觉。但只要你有了一个开始，并时时地重复者，你在进攻的时候，以及在进攻的范围上，就会越来越放肆了。

——李光耀，1956

李光耀在成为总理之前一直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是为受压迫者出头的战士；他为工人和学生辩护以和殖民主义对抗，那时候的李光耀是一个进步份子。在他在野的四年中，他一方面要面对马绍尔以及后来的林有福，另一方面又强烈的抨击英国殖民当局。这几年的李光耀是一个议会斗争者，一个开明人士，对任何稍微不合理的事情都有着敏锐的感受。

李光耀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言论几乎都可以成为自由民主战士的座右铭；其中最有名的（或者是因为它对后期的李氏来说成了一个大讽刺的缘故）是“镇压如造爱”一篇。他指责殖民政府镇压个人的自由时说：

“开始时，你的良心还会受到谴责。你只对付那些政治部认定是共产党员的人，其实他们也根本没有证据，只是甲告诉乙，乙告诉丙，丙告诉丁而丁又告诉政治部而已。接下来，你也对付那些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积极地同情和协助共产党员者。再下来，你便对付那些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他们的跟随者的人，因为他们不肯和殖民政府合作，无形中鼓励了革命的情绪并削弱了当权派的权威；据你的政治部说，这也是帮忙了共产党员。最后，你干脆对付所有反对你的人了。

“你只需把团体或会社解散，驱逐或逮捕里面重要的政治领袖，于是奇迹似的，一切都在表向上平静下来。然后那些向压力低了头的报纸——当然有一些报纸本来就是自己人搞的，根本不需要施压力——加上政府控制着的电台便会出来粉饰太平。渐渐地，人们便会把你所干的丑事淡忘了。如果有人要重提旧事，你可以轻易的，毫无顾忌的加以歪曲，反正没有人会来否定它的。

民心争夺战（二之二）

译自《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第四章     作者：T.J.S George   译者：阿海     2011-10-31
原刊于《蜗牛》第六期（1974-12-31）

他们和他的决裂是自他成了总理后便一直在酝酿着。他们有许多同事被林有福的政府关进牢里现在还没有被释放，虽然李氏在竞选前誓言要释放他们。至于那些已经释放了的却在一个李氏设法通过的法令下失去了公民权。同时李氏一面拒绝把职工运动统一起来却一面尝试要建立一个职工会的霸权来和左翼对抗。政府对于华文教育也百般为难。现在亲共份子的最后一关便是李氏和东姑所串通的星马合并。

左翼势力尚不知这一关是李氏特地为他们安排了的。于是他们突然的停止支持行动党在安顺区补选所派出的竞选者。据行动党一位发言人说，七、八十巴仙党的工作者在宣传运动中途“放下工作就走了”；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退出行动党。

李氏成功的使亲共份子不承认党。但就如芳林那一回，他又失算了，行动党并不能以合并这个被认为是受人支持的政治纲领而获得胜利。左翼势力证明了行动党一旦缺少了他们便失去了对选民的号召力。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投票的当天，行动党一位巴士剪票员出身名叫莫哈默•阿旺的竞选者只获得了区区卅七巴仙；大卫•马绍尔在最后一分钟获得了左翼的支持而成了胜利者。

李光耀和他的行动党三个月来接连两次的失败，可以说是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了。安顺区的失败特别令人难堪。首先，因为李氏是以星马合并作为纲领；第二，因为他特地要利用这个来和党内的亲共份子绝裂；第三，他曾暗示如果安顺补选失败将意味着他的继续执政是“非道德的”。在补选的前夕，党机关想起芳林的“判词”，如此写道：一个民主的政府无论好或坏，如果失去了道义上的权威来执政，在长远来说是不能有成绩的。“通过安顺补选最主要的是要说服我们自己，我们一般上还是受人民支持的。”

民心争夺战（二之一）

译自《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第四章     作者：T.J.S George   译者：阿海     2011-10-29
原刊于《蜗牛》第五期（1974-10-31）

《李光耀的新加坡》(Lee Kuan Yew’s Singapore)这本英文书于1973年出版。作者T.J.S George 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杂志(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编辑。 该书纪录了李光耀的崛起，同时对他的性格、抱负和政治手段有精辟的分析。 本章有关李光耀同政治对手斗争的叙述有别于官方的说法，它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这些历史事件的另一视角。

在亚洲，那些刚从宗主国手中争取到独立的领袖在国家独立后也就安于现状的把这个事业承继下来了。但新加坡的情形可就不同了。这些衣着朴素，每日八时准时上班而且为了他们的党肯花三分之一的薪水的领袖，对于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都加以避免，于是他们——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便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了。

其它国家的领袖一上台照例是对人民来一番怀柔，但李光耀却不同，他一开始便是以身作则的苦干。在任职的几天内便作了两个令人从此对他刮目相看的决定：（一）公务员的薪水被减少，（二）警告资方若触犯政府的工业和平的政策将被软禁，工人也受到类似的警告；同时大学学术人员的薪金也减少了，至于反抗则冠以叛逆的罪名，而揶揄星马两地关系的报章被称为从事颠覆工作。于是虎报(Tiger Standard)关门大吉，海峡时报也把总部迁移到吉隆坡。除了这些，他更进行一个如火如荼的反黄运动，希望借着禁止脱衣舞和舞厅以消除这种对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有害的色情文化。他上任的第一天，八份黄色刊物即被封。同一天，他也对各种保安措施作了一个两小时的检查，并和警察总监和特别小组的主任进行了商谈。

从这些，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李氏如何及为什么毫不犹豫的把民主的权力加以削减。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坚信他对新加坡所作的安排是正确的；西方的民主将只有对它的实践加以阻碍而已。李氏一路来就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并且他不要像许多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往往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李氏一开始便相信必须拥有各种必须的权力才能实践理想。

李氏成了一个老练的演说者；他不断的和人群接触。他和工人、商团、星大、南大的学生、公务员，西报的记者，华文记者，外国通讯员，回教徒，印度人等接触，而他只有一个目的：放弃不同的身份和背景，只为了一个唯一的新加坡而和政府合作。

这种合作是作为爱国的证据而不是呼吁或要求；这是李总理的独门作风，他一路来就深信凡是反对他的人就是新加坡的敌人。基于这种人生观，他初期的工作便是设法消除异己。但在自治时期的首几年，英国倘拥有政治上的监督权，所以只能利用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这对李氏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对手懂得更多。

温故知新说空白选票

新加坡文献馆    2011-7-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6662

在了解了新加坡历史上的空白选票经验，或许，可以用来检验一下当下的民选总统制度。

温故知新是从旧知识中得到新理解和体会，也可以说是从历史知识的回忆中更好地重新认识现在的时事。换言之，要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是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与借鉴旧经验中用以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

回顾新加坡政治历史，空白选票策略曾经一度出现在1963年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合并公投事件。简单的说，空白选票是选民在没有可行选择的情况下，投下的一张没有划格的空白废票。

近年来，台湾和香港的政坛都出现过变相公投的事件，这是一种在政治对立的僵局中，一个可以让人民以选票来表态的政治行动。这并非一个正常的政治行为，不过，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使用不正常的手段，应该也是无可奈何，以及无可厚非的政治行为。同样的，空白选票也应该合理的看成是弱势群体发出的政治声音。

新加坡的空白选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当年，为何以及如何的发生？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

微笑的力量

李邪    2011-5-7
http://lixiebiancoo.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9379.html

微笑的力量
林清祥
是我非常敬仰的人。
他曾为新加坡独立和自治，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被囚禁，也被诬蔑，
跟着流亡，然后回来，
最终辞世。

不管今晚成绩如何，
不管明早，我们是充满希望或绝望。
这段话，
送给大家，送给在野党，也送给自己。

每一个阶段，
好多人都感到彷徨，
都问
“如果他们硬来，
我们怎么办？”
……
但，如果他们硬来，
群体运动并没有完蛋，没有停滞。
相反的，
每一项斗争，都起着重大的政治教育，
都在群众中，
加强，扩大了思想认识。
群众继续向前跃进，扩展，壮大。”

– 林清祥。196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