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15年太久,只争朝夕。”与行动党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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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4-10-27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4/10/15.html

人民行动党很可能15年后,失去新加坡政治的主导权。这似乎有点遥远,又似乎很近。和毛泽东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相比,又似乎更加接近事实。何光平大胆的预测,的确令行动党支持者不安,但是从新加坡的经济困境看来,却是十分可能,甚至会提早发生。

把时间点定在15年,就是让新加坡选民误认时机还未成熟,可以慢慢的等,不要着急,不要“只争朝夕”,反正时间未到,为何白费力气,瞎干一番呢!如果我们认为,也同意何光平的说法,支持两党或者多党制的朋友,现在,真的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但是,为什么这和经济困境有关呢?

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新加坡已经是国际上,人均收入最前面的几个国家。在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收入上,要想继续增长,取得和以前一样的高增长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边际增长上取得持续增长,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有人说,行动党自己把自己推入一个困境,高处不胜寒,做一个孤独的胜利者。

欧美国家和日本,一直且长期处在低增长,甚至复苏无门的困境。而新加坡也只希望在3%年经济增长率上下浮动。行动党一直以务实来治国,也告诫国人要务实生活,务实的提出要求。而3%确实一个困境,这表示以“经济治国”起家的行动党,不能再用以前的旧方法来治国。而新方法还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再也不可能提供新加坡有利的指导方针。因为,他们也面对如何提高增长率的问题。苦苦思索几十年,好像日本,一直做了两次沉默十年,欧洲也很可能或者已经步入沉默阶段。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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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 2014 at 12:13 am

发表在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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舐犊遗憾──《星国恋》的流亡叙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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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4-10-28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1028a/

流亡、政治和个人生命史经常是盘根错节缠绕的共同体,《星国恋》是个主打舐犊深情与遗憾的流亡叙事。新加坡政府禁映这样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权纪录片,却使国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满足好奇心的举动,变相地为原来受限于小众的传播形式,进行了“国家级”的宣传。许多人心里有数,《星国恋》与其说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元素,毋宁说此举乃另一种舐犊情深的表现。

在国外影展屡获奖项的人权纪录片《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经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审订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级别,顿时未映先轰动,特别是当该片在邻国马来西亚几个城市公映时,吸引不少国人越堤观赏,挑战了边界对禁令的效力,也相当程度呼应了影片所突出的流亡与疆界主题。

《星国恋》被禁映的消息传出,许多人为文谈论政府此举及其必要性,除了网志、布落格贴文外,连官媒也刊登了数篇观点还算中肯的时评,一时热闹极了。而政府方面则有最高规格的回应,总理李显龙指马共的斗争是暴力,他们假议会路线之名行武装夺权之实是已无异议的历史记录,尽管有人为了取得博士学位而持相反的观点。

《星国恋》定位为人权纪录片而非历史的。片中乃以9位流亡者(及其他政治扣留者、家属)的生命经历为主轴,贯穿连结成一篇流亡叙事。 9人分居伦敦、曼谷、合艾和勿洞等地,他们分别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不同的政治事件中逃离新加坡,其中6人具有马共身份,有两对是夫妻。除了上述地点,导演陈彬彬还奔走在新马泰各地采访其他人士,出席新书推介、丧礼及追悼会等活动。本土左翼历史是陈彬彬多年关怀的课题,《星国恋》只是这个关怀的进一步探索和跟进。因此,它所呈现的面貌,理应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成熟的思虑。而我看不出来,《星国恋》在整体构思、取镜和剪接上有太鲜明的政治意图。

生命点滴为主轴的流亡叙事

《星国恋》主述流亡。片中的流亡叙事以生活点滴而不是政治,甚至不是历史为主轴。影片首先从何元泰的家庭生活展开,美食即乡愁;然后洪瑞钗医生叙述她与亡夫邱甲祥在流亡前夕结婚的经过;镜头转到泰南勿洞刘波丧礼的现场,黄信芳谈滞留或老死在异地的新加坡籍同志;接着陈华彪回顾他被扣留一年后作出逃离新加坡的决定;洪瑞钗再谈她35年的流亡生涯与乡愁;陈华彪说有朝一日,他要携着当年带出来的那两口皮箱重回新加坡;然后何元泰谈初到英伦的苦楚,因流亡身份年届60才敢组织家庭;陈华彪述说在英国学法,希望成为律师返回新加坡,而国家却褫夺了他的公民权;陈喜金和叶婉珍夫妇讲述为了躲避1963年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结果“被逼参加马共”,和谈后不得回返,惟有入籍泰国;洪瑞钗谈亡夫邱甲祥的家书,以及他坚定保有灵魂的意志,她从邱的实践和态度体会到自由价值无国界;何元泰的妻小得以入境新加坡,他却在长堤对岸望国门兴叹;他讲述要让幼子取得新加坡籍,未来回国服役,无奈条件不符;陈新嵘对着镜头宣读〈转籍随想〉;洪瑞钗从黎巴嫩的战火中体会到世代流亡者赖以求生的信念;陈华彪在吉隆坡办新书发表会;贺巾和苏世华夫妻谈部队生活点滴,他们作好战死的准备,没有想过分离15年后还可以跟孩子们重逢;在吉隆坡,洪瑞钗和朋友们共聚在林福寿医生的追悼会上;已故陈仁贵律师的夫人开车载着洪瑞钗前往探访赛.扎哈利(Said Zahari);赛的狱友陈国防谈他系狱4年半释放,出国深造4年后复返,赛还在牢里;何元泰高龄94岁的老母来到新山团聚;最后,洪瑞钗假设若这一切都没发生,她应该会成为重要人物,赚大钱,生养孩子,免除母亲对她的心痛。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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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 2014 at 9:57 am

闲说禁书60年(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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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4-10-29
怡和世纪 2014年10月-2015年1月号 总第24期

1959年自治邦禁黄令

1959年新加坡举行首次自治邦选举,林有福所领导的劳工阵线败选,人民行动党首次上台执政。6月8日,自治邦政府正式视事这天,便捎来取缔黄色文化的消息。它即时吊销《自由周末周刊》、《自由西报周末年刊》、《南洋周刊》、《箭报》、《工商报》、《新生活报》、《铁报》和《繁华报》这8份中英文黄色小报、周刊及年刊的出版准字。

这个针对色情读物的禁令,是50年代新加坡社会反黄运动的延伸,也是长达数年的反黄运动后期,官方主导的一次整顿社会风纪、扑灭黄色娱乐、争取民心的政治战。

独立后的禁书状况

♦ 1966年的暴力漫画查禁令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首次颁布的文化禁令,是1966年11月10日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第三条第一节条文,禁止43家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图与漫画故事书入境新加坡。遭禁的出版社包括:永兴出版社、周记出版社、漫画故事丛书出版社、漫画出版社、启智书局、宏安出版社、香岛出版社、占士邦出版社、蓝子出版社、百乐园出版社等。

政府文告透露,这些连环图和漫画书集体被禁,主要是它的内容大量涉及谋杀、流氓、暴力、抢劫、神怪、打斗、性爱、黑社会的描绘。同时,这些读物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新加坡。政府发现这些漫画已经泛滥了好几个月,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公然售卖,致使无数小学生流连其中,沉迷而不能自拔。他们宁愿挨饿,把零用钱花在这些影响身心健康的读物上。政府认为,以逐一列举书名来查禁的方式不切实际,因此决定全面禁止出版社以收服这股歪风。

南洋与星洲两家华文大报事后都跟进报道,受访的家长与文教界人士都表态支持,认为政府查禁这类不良书刊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新派连环图书出现了歌颂抢劫、枪战,还有性描写与裸体的画面,把这些意识装进儿童不设防的脑袋,无疑是对弱小心灵的残害,必须及时遏止。

♦ 独立后的政治禁书状态

林有福政府于1958年颁布的禁书令,其实一直持续延伸到自治邦、合并以及独立这几个阶段。新加坡建国的最初几个年头,政府仍面对左翼势力的挑战。1966年社会主义阵线确定了放弃议会、走向街头的方针后,13名社阵国会议员集体辞职,使它与政府的对立更为尖锐。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若干程度也影响了新加坡左翼阵营而引起官方高度关注,表现于行动的,便是对中国、香港书刊的严格监控。

1960年代前期,新加坡书业公会仍持续为1958年遭禁书令影响的存货与当局交涉。他们每月开会讨论,向当局呈交它认为可被放行的书本清单,让有关部门考虑。经过一段时日,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政府分阶段解禁了若干书籍,它通过宪报公布,哪些库存的书籍申请豁免得准。由于宪报定期每周五发布,因此,许多南大生、写作人、知识分子等爱书人都会于周五中午前后到上海、世界、中华、商务等书店等候,期盼当天宪报开放他们想购阅的禁书,以便第一时间拥有它。 阅读更多 »

闲说禁书60年(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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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4-10-28
怡和世纪 2014年10月-2015年1月号 总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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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同性恋读本惹出禁书风波

2014年7月,平静的新加坡读书界骤起波澜。事缘于有家长投诉,指国家图书馆开放借阅的三本英文儿童读物涉及同性恋问题,有悖于当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当局立马查禁,并表示将销毁这些禁书。不料这个决定,引起各方反弹,让国家图书馆管理层陷入舆论争议之中。这是独立近半世纪来岛国罕见的社会现象—禁书,这久违的语汇,一时间潮水般冲击着人们的情绪。

一星火花,燃成了烈焰。国家图书馆的解释,不被对问题持不同看法者所接受,有四百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国家图书馆建筑旁的空地聚合,集体与孩子一块阅读图书,包括那几本刚被下架的读本,以示抗议。之后,当局明示不毁禁书,决定把它移往成人部书架。又数日,再广告天下,这些书将安放在区域图书馆,显示当局努力调整步伐,以应对改变中的新加坡社会。

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查禁书籍是管制思想、打击不合道德规范文化产品的惯用手段。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说是禁书行动的前行者;现代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有书报审查制度。但禁书不会是永远的标签,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禁书,今天的名著,或许正是昨日的禁品。屈指一算,《天方夜谭》、《十日谈》、《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西线无战事》、《动物庄园》、《齐伐哥医生》、《古拉格群岛》、《我的奋斗》、《雾都孤儿》、《红与黑》等等你我耳熟能详的传世大作,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列位禁书榜,让无数人欲窥无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双方角力,为各自宣扬的意识形态奋战。反映于文化上的,便是限制敌对阵营的书籍到自己的土地上流通。阅读禁书,成了一种精神冒险,种种阅读禁书的故事不断在人间大地复制,“雪夜闭门读禁书”,绽放成俗世的另类风景。

禁书,也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留下它的身影。二战后的新加坡,胜利的暖风夹带着反抗殖民统治的种子,在各个角落入土萌芽。反殖,成了当下社会的思潮主流;本土不同形态的政治酵母,催化了后来的一连串政治搏斗,从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到独立的历程中,掌政者都曾亮出查红禁黄的利剑,以达成各自的目的。

1948年禁止课本灌输中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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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华文课本来自中国,灌输认同中国的意识。

二战结束两三年后,英国殖民地管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诉求,反殖民统治的声浪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日益活跃,让英国人铁了心,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对付马共与左翼政团,严格限制社团、出版与结社活动,以控制思想传播。新法令规定,所有刊物必须申请出版准证才能印行。这个条款,有效削弱了刊物的出版活力。次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殖民地政府随即大量限制中国的书刊读物进口到新加坡来,审查尺度比过去更为严格。

此前的二、三十年,新马华校的课本全来自中国,某些课文所灌输的意识与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相悖,于是它明令规定,凡是中国进口的教科书,若课文具有任何中国政治意识或排外思想,一律查禁。它强制出版商删除所有涉及效忠中国的篇章,否则有关教科书便不得在学校中使用。这种针对教科书的举措,是1819年以来英国人在新马少有的大动作。

那几十年的华文课本,确实“理所当然”地灌输着认同中国的意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便有“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上学校去”、“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南洋”的课文。殖民地当局祭出查禁警告,不仅加速新马教科书的本土化,也催化了华社认同马来亚的进程。 阅读更多 »

管理者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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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4-10-26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4/10/142335.html

读韩咏梅这篇《公共空间的理性》,我马上想起两篇文章和仿佛看到一截影子。先说“影子”,那就是她老爸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韩咏梅说:

公共空间的运用合理与否,在于使用者或占用者的行为,是不是经得起大众的考验。他们的出发点和结果能否给公众带来福祉,如果不能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又不懂得适可而止,最后只能被当成霸道、滋事和扰民,背离了“公共空间”原来的意义。

两篇文章,第一篇当然是我已经奉为经典,梁文道的《理性》:

多少年来,香港就是一个这么“理性”的地方;多少关乎重大价值选取的讨论,多少关乎根本政治立场的辩析,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胡混过去。理性不再是在论辩过程中层层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观点的仔细铺陈;而是各说各话,温吞客气,然后不争论。仿佛大家都很害怕认真地面对立场与价值,想方设法地回避那些伤感情的问题,并且声称这才叫做“理性”,还要拿它当做言论自由的证明。还记得已故的“斌仔”曾经激起安乐死的讨论,但没过多久,我们就集体回避了这个烦人的课题,以一句“社会有不同意见”轻轻带过,迅速将这件事转化成群星送温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积极”,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理性不是用来衍述不同意见的程序,不是用来深化不同立场的力量,却成了我们逃离立场之辩的藉口。

没错,韩咏梅这篇《理性》就是含混自己的立场,实际上自己是反占中、反“芳林公园博客滋事”的,却以“理性”二字来声讨,仿佛自己就站在真理这边。此外,梁文道说的是社会的大秩序,韩咏梅却以漫步首尔的梨花壁画村开始(小秩序),把话锋一转,却扯到“这个时刻思考公共空间,联想到了芳林公园博客滋事和香港的占中事件。为什么艺术家群体在公共空间画壁画是一件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事,而以上两件事则争议不断?这个课题值得我们进行多元思考。 ”——有影无,韩主任立场那么biased,能承受得起多元思考吗?

社会的小秩序和大秩序是有别的,小秩序强调的是道家的“无为”,大秩序强调的是世俗的“有为”。怎么说呢?社会小秩序是倡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客气礼让,而大秩序则是要争取和实践的。就好比行动党最近重印《争取合并的斗争》十二讲,虽然说的是“没有加入马来西亚,我们就无法生存”这类事后听起来像笑话的狷言,但却是李光耀的个人奋斗(表面上是在和共产党进行殊死搏斗,里子却是为自己的仕途铺路),争取的是他理想中的大秩序(无论后果如何?),据他儿子说是以超人的壮举完成的。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10月 27, 2014 at 9:00 am

看李光耀清算华文报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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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4-10-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3024

李光耀指责报章企图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动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是脱离现实的诬陷之说。华文报章为华社服务,理所当然,是报道华人生活面貌和相关的种种社会困境,其中包括华人文化教育的问题。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满纸荒唐言,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把辛酸泪。另外,对熟悉新加坡政治历史演化过程的读者而言,确实是不能不对李光耀扭曲历史论述的伎俩,叹为观止。

李光耀如是说:

我一直向人民保证,新加坡政府不会在教育上或文化上消灭华人的语文。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推动力。但是,如果任何人要制造借口,虚构华人语文和文化将面对灭亡的危险,以期鼓起种族情绪,那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分。

1971年就发生了一起报章企图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动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的事件。当年5月2日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该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主笔李星可和公共关系经理兼发行部经理郭隆生。这家报章是《南洋商报》。……

1971年2月仝道章从《星洲日报》引进李星可担任社论撰写人,《南洋商报》开始集中通过语文问题,鼓动种族情绪们在社论 《华文的前途如何?华语的前途如何? 》中他们说: “四种语文一律平等当中,居然有的语文逐渐越来越比其他几种‘更平等’”。 在社论《谁是‘沙文主义’? 》中他们指责政府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这都是很恶毒的字眼。他们也要求政府以华文出版宪报, 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语文。他们这样做,无非要求华文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成为在政府和法庭使用的语文.我认为如果政府不及时制止这种利用种族、语文问题混淆人民、分化人民,制造误会的行为,势将引起种族卞义的爆发,导致社会的倾覆和国家的沦亡。

我们认为报章尽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可以制造足以毁家灭国的言论。他们的言论,要使新加坡成为第三中国,而当他们成功地把新加坡变成第三中国时,我们就完蛋了。这已经不是新闻自由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阅读全文»

新加坡特色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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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4-10-2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v63w.html

但通过对经济大权的绝对掌控,在政治上的专权就会变的更加容易。对付政敌时就可以政治和经济两手抓,双刀齐落还怕灭不了你?同时还不忘把民主选举的旗帜高高挂起一人一票。因为有米,政府就有足够的底气吹各种牛皮,而且很牛逼的就能做给你看,从而赢得民心,还怕你不投票?

如果说中国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新加坡走的则是一条具有新家坡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家如今都闹得挺热火,中国已经在这条加了自己特色的道路上飞奔到了世界前列。新加坡则是几十年来持续被公认的世界级美丽家园。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这两个国家坚持自身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说中国,中国名义上顶着社会主义制度,口头上喊着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这些空洞的颜色主义在国内早就没有了群众市场,真正操作起来完全是以实际出发的资本主义。

在牢牢把握政权统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发展经济就怎么干,成了最近几十年治国的主要路线。所以搞到现在就搞成了“一党专政下的受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基本形式是自由经济,但到了中国就变成了相对自由的有约束的资本主义,由于强权政府的干预,大大提高了资本的宏观利用率,实现了超速经济腾飞。

福布斯论述中国的成功因素中提到中国政府更有效的管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ambisa Moyo称中国为 “新兴经济体的偶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就美国政府的办事效率曾感叹道“是否我们可以变成中国一天?”

但私有资本的扩张不是能够轻易控制的,马克思揭示过资本的本性是嗜血的,是永不满足的,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私有资本打头阵,带动政体一起亢奋飞奔。奔到一定阶段,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脱缰,不受约束了,以至于资本的动向可以动摇本国政治和经济,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政局就只能乖乖的顺从私有资本了……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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