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本土电影业把把脉

庄永康    2015-5-4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国家”固有资源、有力量，但归根结底电影是门创意事业，靠的是电影工作者本身的自觉、领悟、才艺，与本身的运筹帷幄。

为庆祝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本地电影工作者将在2015年内推出廿四部电影，这是一则喜讯。但电影是娱乐，是文艺，也是商业运作。因此，若不把综合的整体因素包含在内而谈电影业，那就犹如瞎子摸象，说不出个所以然。

试看上一期《怡和世纪》介绍的“大梦无敌”座谈会，三位导演——台湾的魏德圣、齐柏林和马来西亚的周青元，尽管心中都有大梦，都有自己想拍的电影，而命运之神也不无眷顾，但就他们从进入影圈，到筹划、集资、拍片，之后是发行、排期、文宣、首映礼……，皆是绞尽脑汁、步步惊心的状况，便知电影业的庞杂。

何谓本土电影？有一种看法，是把“在新马拍摄实景”的片子也归纳在内，香港光艺制片公司1957年拉队到南洋拍摄的粤语片《血染相思谷》《唐山阿嫂》和《椰林月》，因而得到本地电影资料馆的重视。作为电影史料，这些影片是珍贵的，但谈论“本土电影”，我们似乎仍应把定义放在本地人拍摄的，“由本土孕育的电影出品”上面。

放映业的经验不能忽视

新加坡“电影业”中的发行与放映环节，刻下可说十分发达，已臻第一世界的水平。影院的放映范畴从数码到3D（三维）不等，邵氏、国泰、嘉华、荣华等院线经营有素，目前也出现专放独立制片的影室。当然，还有电影节。影片制作方面，近年来年产七、八部，质与量属于稳定起步的阶段。这些，都得来不易。

但某些人喜欢把今天的新加坡，比喻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认为假以时日，我们也能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其实事情并没那么简单。电影业与一个地方的政经人文、天时地利是分不开的。想想，今天我们的电影制作，有香港当时的自由度吗？是否具备一个对声影文娱有强烈要求的社会？电影业者能否经营得法？如果没有，那表示我们仍须努力。

如何制作雅俗共赏、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这是个永恒的课题。且让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和电懋（国泰）两家电影公司。因为自始至终，两家公司的运作是跨越国界的，从香港、台湾，到新马以至菲律宾，整个东南亚区域都在电影人的胸廓之中。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邵醉翁等四兄弟便从上海移师到香港拍片。但由于影片内容素质问题，他们的“天一”公司遭受恶评与抵制，发展并不顺利。1927年，三哥邵仁枚与六弟邵逸夫以流动放映车的方式到新马各处跑码头。从1928年开始，邵氏兄弟不断收购新马的戏院和设立称为“XX世界”的游乐场，十年间建了110间电影院，开创娱乐王国。

邵逸夫创立香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是在1957年。2014年初，邵爵士以一〇七岁高龄辞世，后人统计邵氏出品影片超过一千部，古装片、武侠片尤丰。邵氏出品，每部片都有一定的商业回收。这应该归功于邵氏兄弟早期那三十年的放映生涯：从各种影片的映期长短当中，他们已紧紧把握了东南亚这片广阔土地的观众口味！

找寻适当土壤，因地制宜

《唐山阿嫂》剧造

电懋董事长陆运涛1915年生于吉隆坡的大富之家，求学时代曾到剑桥修读文学及历史。爱好摄影，多次到沙漠旅行，拍摄雀鸟生态，蔚然成家。陆氏家族的业务很广，包括银行、锡矿、地产、酒店等，电影业方面自然是以整合于1956年的电影懋业公司（电懋）所摄制的影片为代表。

电懋和邵氏是激烈的竞争者，互相挖角，不遗馀力。陆运涛有“文人”作风，为拍好片舍得出钱，旗下明星都各有造型，也曾请作家张爱玲写过十个剧本。1964年，陆运涛参加在台湾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洲影展，飞机失事身亡。后人把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着重发行与影院业务，制片业趋于沉寂。

有人说邵氏是因势均力敌的对手骤然失去，而对电影业兴致索然。不过从实际上看，邵氏在七十年代末期转向电视业，主要还是看上新媒体的商业潜能。当然，两大龙头偃旗息鼓，却也为香港电影释放出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最值得今天我们深思的是：

其一，邵氏与国泰都是民间业者，不靠“国家”支持，各以私人企业的方式，建立人材吸纳、片厂制度、技术引进、创作方针、发行推广、宣传策略、演员培训等的“一条龙”体制。这是值得钦佩的企业家精神。

再者，邵氏与国泰都在新加坡拍摄马来影片，在香港拍华人电影。这表示，“因地制宜”的因素很重要。香港没标榜什么双语、双文化，但它是华人影业荟萃，粤语片、国语（华语）片、厦语片、潮语片摄制的总汇。

两家公司拍的马来影片，数目到底有多少，统计不详，一说有三百多部。

总之，业者找到了适合拍片的土壤。邵氏在惹兰安拔士的片厂，请了印度导演

来导马来古装片，也用港式喜剧包装，捧马来演艺奇才P. Ramlee成为巨星，都是划时代的创举。

本地亚洲电影资料馆最近传出消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已把在新加坡拍摄的九十一部马来经典影片，列入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部分。

制片业在新加坡命途多舛

应当指出，邵氏和国泰在南洋摄制的马来影片有辉煌的一页，但两家公司对本地华人文艺圈，也予以相当的器重。1995年以九十高龄辞世的蔡文玄先生（本地诗人、作家，笔名柳北岸），便曾于1936年受邵氏之聘，担任中文部经理，直到1973年退休为止。

退休后，他出任邵氏机构董事。任职邵氏公司期间，他曾主编公司的刊物，编写剧本，拍过十六部马来影片和数部国语片。

新生代学者许维贤在《电影欣赏学刊》中，曾为文讨论新加坡国泰机构的华裔导演兼发行人易水，1958至59年在《南洋商报》影艺版落力提倡的一个概念：“华语电影”。这里的“华语”指“华人语言”，包含港台“国语片”，也包含粤语片、厦语片等。易水的电影实践，是六十年代初在本地拍摄的《狮子城》和《黑金》。也许是造物弄人吧，拿督陆运涛不幸去世，让国泰在本地的“华语电影”画上休止符。

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中，本地才出现中侨集团综艺机构斥资摄制的三部华语片。已故的中侨老板，是经营中国百货和放映香港“左派”影圈及中国电影的林日顺先生。综艺三部曲的前两部——即《一家之主》和《荒唐世家》，皆有赖香港左派影界的支援。1976年的《桥的两岸》，编导与演职员便完全出自叻坡本土。本片曾代表新加坡参与亚细安影展。

美国影视学者伦特(John Lent)在《亚洲电影业》一书的新加坡篇章中，特别提到这三部华语片，并说它们的拍摄具有显着意义。

七十年代，本地的“英语源流”电影人其实也跃跃欲试，并在1973年为纪念巨星李小龙而拍成黑帮武打电影《血指环》。可惜的是，那时候并无演艺分级制度，当局以“血腥暴力”的理由，全面禁止《血》片的公映。影片拍成后却没人可以买票来看，当然血本无归，本地电影人承受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血”的教训。

1981年，本地拍成以武打女星为主角的《联邦女警官》(Cleopatra Wong)，一时璀璨。但如英谚所云，一尾孤燕，成不了一个春天。

“国家”只能从旁推动

有论者认为，吴作栋总理掌政（1990至2004年）期间，成立了新闻及艺术部，而在该部主催下，1998年4月成立新加坡电影委员会，推动了本地电影业的进展。说起政府推广文化艺术，其实更早时便已开始了：1977年主办第一届国际艺术节，1979年成立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是出身本土的朱晖。

电影委员会成立时，本人为尽国民义务，忝为创会委员之一。就事论事，委员会最大贡献，在于为新加坡订定一套包括版权法的电影法制，明确支持电影节等运作，并以拨款资助的方式鼓励本地电影人拍摄短片。然而，电影委员会是个“穷衙门”，不可能资助拍摄剧情片，直到媒体发展管理局成立之后，才建立起通过审批剧本资助长片摄制的制度。

此外，国营电视机构新传媒设立的星霖电影公司，因常邀“外才”合作而饱受批评。然而，要是“外才”选得对，本地电影是受惠不浅的。比如编导《真心话》（范文芳、何润东主演，1999年上映）的尔冬升，是日后获得香港金像奖的实力导演。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国家”固有资源、有力量，但归根结底电影是门创意事业，靠的是电影工作者本身的自觉、领悟、才艺，与本身的运筹帷幄。关于这点，新加坡两位文化奖得主——邱金海和梁智强，应该都各有贡献，实至名归。

邱金海为已故银行家邱德拔幼子，赴澳洲悉尼学电影，回国后于1995年拍摄了剧情片《面薄仔》。对此片我们无须吹捧过度，但它确有其时代意义：几近二十年的沉寂，令人眼前一亮。有观众说，想不到新加坡的组屋夜景，在大银幕中如此迷人。

邱金海并非“一片导演”，昙花一现，而是执着地继续摄制“艺术”影片的电影人。他积极传授电影技艺，也带动了本地电影进军国际电影节的一股潮流。2005年的《伴我心》为法国康城影展瞩目，2008年的《魔法阿爸》也入围金棕榈奖的角逐。

“好电影”因素，不在方言与否

出身“民间艺人”的梁智强，因电视上搞笑行动的过去而备受非议。但这些年来，本地只有梁智强电影才有基本的上座率，只有梁智强制作才称得上具有“电影业”的苗头。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梁智强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无可否认，很多时候是为媚俗而走了冤枉路。但他曾毅然担演郭宝崑作品《棺材太大洞太小》，成为华语大舞台演出全场独角戏的本地第一人；也曾向伊朗电影购买版权，拍摄本地版的《跑吧，孩子》。没上电影学院，但梁智强懂得见贤思齐的道理。

影评人说得不错，梁智强《小孩不笨》系列和《新兵正传》系列之所以创下卖座记录，因为电影触及新加坡家庭普遍关注的课题：教育分流和国民服役。

如今看来，1998年上映而缔造六百万元票房记录的《钱不够用》，的确是本地电影业的分水岭。它扎扎实实地告诉我们，无论条件如何薄弱，只要“好电影”的元素拿捏得对，观众就会投你一票。

那么什么才是好电影的元素？当时有些人一窝蜂地说，卖座是因为梁智强不顾限令，片中大胆用了超量的方言（福建话）挣来。时至今日，梁导本身也对“方言”两字迷信起来，有点走火入魔，以为多用方言便可拍出好片，这是值得警惕的。

语言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梁智强用本身熟悉的福建话拍片，得心应手，但《钱》接下来的几部片，他写了文字剧本，敦请香港的专业演员来念成广东话对白，出来还是白开水。同理，电视上用标准华语配音的《钱不够用》，也惨不忍睹。

只有高素质，才会被尊重

在新加坡，如果光有梁智强出品才有人看，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本地具有潜能、可以导出好片的年轻电影工作者，近年不断涌现，本地观众不应忽略他们。而新加坡电影也只有在百花齐放，高素质作品源源而出之下，才会被人尊重。

试想，《钱不够用》叫好也叫座，导演郑德禄是不是应有第二次机会？记忆所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校园影片《纯爱手册》(Teenage Textbook)、2006年的人文电影《美满人生》(Singapore Dreaming)、近年的贺岁片《笑着回家》、跨国卡士的新潮文艺《他她他》，都是很有巧思的作品。这里牵涉的独立电影工作者，都不应停下来。

似有心灵感应，讲到这里，《联合早报》消息说，“奖不完”的新锐导演陈哲艺，与制作人黄文鸿，成立了长景路电影工作室(Giraffe Pictures)。两人要栽培海内外具潜力电影人，包括本地印度裔导演K. Rajagopal，开拍淡米尔语等语言的影片。这意味着，由本土孕育的电影业，有可能更上层楼。

凭处女作《爸妈不在家》赢得康城金摄影机奖及台湾金马四项大奖的陈哲艺，是2013年的国际影坛风云人物。然则，《爸妈》本地票房不过百万元，反映一般观众不为得奖才华所动。这里鄙人想做点温柔提醒：有史以来的本地电影，《爸妈》或许是引起最多有关少儿心理、天伦维系、时代怀旧等课题深入讨论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