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拐杖

殷素素     2024-3-31

尚达曼其实更应该提及是“拐杖思维”(crutch mentality)，在2013至2016喊得价响的维文和陈振声等人已经许久不弹此调了。那时候，维文认为政府的“不为”是为了人民好，所以人民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为什么呢？——不外就是行动党政府如今每个月都给“拐杖”。

尚达曼于3月22日的脸书上载的一段视频：他签字批准拨款法案，让政府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正式生效。在视频中他说：我国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国避免了“魔法思维”(magical thinking)：

新加坡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提前为这些开支做好准备，并确保我们有能力支付这些开销。我们避免了许多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即先花钱、再借钱、让政府债务上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并希望以后会有收入来支付这些开销……这种‘魔法思维’总会导致不愉快的结果。政府最终都得面对现实，到时可能得削减开支、无法翻新关键的公共设施，或是让下一代人缴纳更高的税。

素素听了这段是丈八金刚，简直不知所云，等了个把礼拜也不见《联合早报》那些老屁股写些什么；就像之前没人认识泰勒丝那样，这回也没人懂得尚达曼的卖弄。连博学的网红默乐也要上网查百科，才知道一点有关“魔法思维”这个术语的来源，她说：

我看到了一点亮光。如果他（尚达曼）能提供一些有关财政可持续性受到质疑的细节就更好了，但我想我们应该感谢他的任何一点见解。另外，媒体也应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预算案是如何引起人们对可持续性的关注的？

素素如此愚钝当然也要上网学习，可说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原来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发展心理学家 Eugene Subbotsky 对“魔法思维”(magical thinking)已研究四十余年，他认为成年人心中的魔法思维只是被简单地压制了下去，在特定时机这一信念就复苏并左右人们的决断。而且人们天生对魔法思维有着亲切感，当否认魔法思维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时，他们将很乐意放弃对科学因果性的坚持，转而以“魔法思维”来看待世界。

所以说“魔法思维”是个中性词，并不存在贬义，人类总是摇摆于魔法思维和科学因果性之间，尚达曼把它当贬义用，且认为靠他们精英就能够避免，是对这个概念不够掌握就拿出来显摆。魔法思维是对因果关系的非理性信仰的心理学术语。比如说虔诚拜神就会导致中马票，即使这两个动作在逻辑上没有关联。Subbotsky 认为，在人们日常的思想行为中，魔法信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与科学信念长期共存。而且若追根溯源，这种魔法信念还先于科学思维进入儿童的心灵。魔法信念为童稚幻想提供了养料，更降低了复杂问题的理解难度，方便儿童轻松认识世界。

大家别因素素的拜神与马票的例子所影响，以为这是村夫愚妇的行为，即使高级精英/“砖家”也会跌入这种惯性的陷阱。比如2020年7月新冠疫情下的新加坡大选：那些窝在南大的御用智囊就曾预言：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获胜毫无悬念，躺着也能赢，甚至连反对党的选区也逐一收复。结果不但反对党选区没赢回，连东西两海岸的集选区也告急。

海外华人都被视为中国国民 习近平要“海内外中华儿女”讲好中国故事

风传媒/简恒宇    2024-3-29
https://www.storm.mg/article/5069995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嘉颖认为，在习近平治理下，中国回到共产时期之前的论述，“今日差别在于，可透过拓展的媒体版图，撒钱宣传想法，而非站在街头发小册子”。根据《半岛电视台》，中国近年来透过当地贸易同业公会、学生团体、友好协会，以及通常受到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庇护的新组织来接触海外华人。

中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美联社）

归化新加坡籍的香港富商陈文平2月被新加坡内政部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成为启动《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的第1人。《半岛电视台》23日指出，陈文平经常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此举不只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诉求，也验证中国要“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效力。
新加坡国会2021年10月通过《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令》(FICA)，隔年7月生效，但直到2024年2月才启用该法，把陈文平(Philip Chan Man Ping)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代表他必须公开超过一定额度的政治献金，并告知新加坡政府任何与外国的从属关系。

年约60岁的陈文平是文威投资有限公司、施诚地产和群益物业3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创办中连教育顾问有限公司，同时是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半岛电视台》直言，陈文平在各方面都属于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化身，在香港出生的他归化新加坡籍，成为强化新加坡和香港，甚至与中国关系的领导声音。

《半岛电视台》表示，新加坡是东南亚主要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且具战略重要性，与邻国维持强健关系的同时，也深化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尽管新加坡未表明陈文平案的“外部势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骆明辉(Dylan Loh)认为，其勾结对象几乎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

《半岛电视台》提到，陈文平鼓励全球华人团结，并在中国官员协助下，合作传递中共治下的中国正面讯息。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期间，陈文平动员集会，参与者高喊“挺港警、挺香港、正义会赢”。根据《海峡时报》，新加坡对公共集会有严格规定，陈文平则收到警方警告。

新加坡。（资料照，AP）

习近平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

另外，陈文平2023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度会议，当时他就表明“应动员海外正直人士”并“揭露西方假新闻的虚伪”。陈文平也和习近平一样，常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习近平2013年上台初期就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而中国至少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海外“讲故事”。

骆明辉告诉《半岛电视台》，陈文平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关注“类似号召行动”，直言身为新加坡国民却主张他国利益，此举确实超过界线。他认为，陈文平在基层委员会的参与，还有在新加坡的显赫地位，可能引发会利用自身地位来影响新加坡社会的担忧。

“自我审查当然存在”：前编辑默乐对海时编辑关于审查制度的评论感到震惊

作者：mustsharenews/Jonathan Yee      译者：新国志     2024-2-29
https://mustsharenews.com/bertha-henson-jaime-ho-censorship/

默乐(Bertha Henson)不同意《海峡时报》编辑Jaime Ho之前关于审查制度的言论

前《海峡时报》编辑、媒体评论员默乐对《海峡时报》编辑 Jaime Ho 在2月14日的直播节目中发表的言论表示震惊。

Jaime Ho否认存在审查制度，他强调该报与政府之间有着“流动关系”。他补充说，尽管该报会收到有关其报道的反馈意见，但这并不等于审查。Jaime Ho还说没有自我审查。

默乐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她在担任记者和编辑期间并非如此。

默乐不同意Jaime Ho关于新闻审查的说法

默乐在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Walid Jumblatt Abdullah主持的 Teh Tarik with Walid Abdullah节目中发表了讲话。

默乐说，Jaime Ho关于海时新闻编辑室没有审查的说法让她“大吃一惊”。

Source: Instagram

“坦率地说，在头两个问题之后，我不得不停止……聆听下去，”在新加坡报业控股有25年工作经验的默乐说。

默乐曾担任过《新报》的副主编和新闻编辑，以及《新报》的副主编。

她补充说：“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没有审查制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在新加坡，还是在另一个星球，还是在其他地方，更糟糕的是（他说）也没有自我审查制度——这根本不可信。”

毕丹星被控有哪些余波？ 学者：工人党内外都可能受影响

红蚂蚁/许耀泉     2024-3-20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40320-8060

假使毕丹星被定罪，他的诚信，乃至工人党的声誉，都会受到不小的打击。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告诉亚洲新闻台，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丹星在忠实支持者心目中的形象仍不会改变，可能对他改观的是不偏向任何政党的中间选民。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3月19日早上抵达国家法院面控。（海峡时报）

经过两年调查后，新加坡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3月19日被控上法庭，两项控状指他在向国会或国会委员会供证期间，蓄意作出虚假陈述。

他已表示不认罪，案件因此展期到4月17日展开审前会议。

由于新加坡下一届大选必须在2025年11月举行，距离现在已经不到两年的时间，毕丹星被控的消息一传出，相信不少人立刻联想到的问题是：

他会不会丧失国会议席，能不能在来届大选中竞选？

对此，接受媒体访问的学者看法相当一致：毕丹星不太可能丧失议席。

除了这个关键问题，学者也评估了这起案件对工人党的影响。蚁粉也可以参考红蚂蚁早前的报道，回顾事情的来龙去脉。

工人党声誉或首当其冲

学者认为，毕丹星若被定罪，工人党的声誉将遭受不小的打击。（联合早报）

学者认为，毕丹星面控，对工人党构成最直接影响的是毕丹星抗辩所必须投入的时间和资源。

更严重的是，假使毕丹星被定罪，他的诚信，乃至工人党的声誉，都会受到不小的打击。

但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告诉亚洲新闻台，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丹星在忠实支持者心目中的形象仍不会改变，可能对他改观的是不偏向任何政党的中间选民。

他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也指出，案件的结果可能使工人党难再以正直和诚信自居，甚至让工人党在竞选活动以及国会的言论显得缺乏公信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则指出，工人党在上两届大选进行之际也面对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官司，但包括毕丹星在内的阿裕尼集选区竞选团队仍然获胜了。

他们摆出了不惧威胁、不怕挑战的姿态，试图传达他们为民服务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一个因素或动摇毕丹星党内地位

案件结果会不会影响毕丹星在工人党内的声望？观察家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不会。

陈庆文认为，工人党会一致支持毕丹星，也不希望案件影响他们服务选民的工作。

许林珠指出，毕丹星在工人党选区内的支持者当中享有相当高的名望，工人党领袖预计不会轻易放弃由此而来的政治资本。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时政分析员：毕丹星若被定罪 工人党声誉将受损

狮城实体书店一间接一间关门 有何办法逆转这个夕阳产业的命运？

红蚂蚁/王震宇      2024-3-1
https://www.redants.sg/good-reads/story20240301-8003

本地书店停业的概率相当高。图为纪伊国屋书店在高岛屋百货公司的门店。（海峡时报档案照片）

新加坡还剩几间大大小小的实体书店？

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数据供参考，但会说“剩”，是因本地书店停业的概率日渐升高。

本周，媒体证实在新加坡已运营超过40年的时代书局(Times Bookstore)，关闭了两间分店。

过去五年，时代书局位于乌节路的三间分店相继结业，去年底在星耀樟宜的店面也关门了，现在仅剩一家在荷兰路一带的书店。

时代书局在过去五年里关闭了四家分店。（海峡时报）

“时代”并非唯一一个落下帷幕的书店品牌。2011年，曾是美国第二大书商的博德斯(Borders)申请破产，新加坡的两家店也受到波及；2019年，在本地经营近130年的MPH走入历史。

疫情期间，一些营业多年的二手书店，也正式退出市场。

目前，本地还有纪伊国屋书店(Kinokuniya)和大众书局属于规模较大的连锁书店，但前者只剩两家店屹立不倒，其中一家在市区的旗舰店也缩小规模。全岛不同角落也还设有一些独立书店。

买书看书需求下滑

本地实体书店会成为夕阳工业，有两大因素。

其一是买书的人少了，这主要是来自电子书和图书馆的竞争，两者比纸质书更具成本效益，也更能为读者提供便利。

本地诗人小叶子(Joshua Ip)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就提到公共图书馆为何比书店更受欢迎。

本地诗人认为，图书馆几乎无处不在、比书店的地理位置更临近公众，也有舒适的阅读空间。（联合早报）

他说，图书馆几乎无处不在、比书店的地理位置更临近公众，拥有极其丰富的藏书，又有舒适的阅读空间。

你可以把书带回家，不喜欢的就归还，在空间匮乏的新加坡，能还书的选项绝对有其好处。

说到不必花钱，由居民在组屋底层发起的图书角落也日趋普及，或多或少也对实体书店的存在构成威胁。

第二是看书的人少了。近来有不只一项调查揭露，喜爱阅读的本地学生有减少的迹象。

调查显示，喜爱阅读的本地学生有减少的迹象。（海峡时报）

除了念书时期的阅读风气越来越难培养，随着科技主导人们的生活，愿意花时间经常阅读的新加坡成年人相信也不占多数。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两年前的一项调查发现，受访的2918名年满20岁的成人中，超过八成每周至少一次会看新闻，而只有34％每周会至少一次阅读，但比起2018年的25％已有所增加。

该调查也显示，成年人阅读群体中，近六成会读至少一本电子书，间接说明为何纸质书和书店不太受落。阅读全文»

泰勒丝现象学

殷素素     2024-3-17

这次泰勒丝“时代之旅”新加坡演唱会在官媒的推波助澜下有了“现象级”的爆发，素素凭着女人的直觉，就觉得非比寻常。首先，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人民行动党政府过去行事有很多避忌，向来都不愿意和某种有代表意义的文化表演沾边；即使是港台、日韩的天王级巨星的演唱会，或者是大陆派出的国家级文化艺术团，也都局限在民间交流、商业演出而已。不见得行动党高官会出席参与，更遑论大出血“赞助”。

所以说泰勒丝“时代之旅”新加坡演唱会，有了很多次的第一。因为泰勒丝所代表的欧美流行次文化，过去都被视为西方颓废之风，政府苦口婆心告诫：不值得效仿。尤其是内容多是倡导物质主义、毒品、性滥交等课题。“社长”李慧玲以她文青式的笔触写来颇为“矜持”：

有的“年长者”如我，在这阵旋风前不认识泰勒丝，有的甚至对最近的这些现象颇不以为然，仍认为这些是糜烂的文化，世风日下。《联合早报》的一个线上调查也显示，有42%的读者对泰勒丝新闻完全没有兴趣。

林任君更是“临老入花丛”，为了“政治正确”不得不恶补一番：

经不起好奇心的煎熬，虚心借助YouTube和谷歌，老老实实对泰勒丝进行了一番恶补。在海量信息中得到的整体印象与主流媒体报道大致吻合……在歌乐之外，她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和社会议题，展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赢得人们的好感和尊敬。

林总更直接说出政府为何“唯利是图”：

当然，这些感性因素并不足以构成新加坡资助她前来举办演唱会的充分理由，精打细算的政府是基于“盛事经济”(event economy)的巨大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而果断决定这么做。根据被主流媒体和经济发展局广泛引述的一份经济师估算，泰勒丝在新加坡的六场演出总共带来高达5亿元的旅游收入，反映在交通、住宿、餐饮、商场购物等各个领域，这还不包括国家品牌及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类难以估算的无形长期利益。

不知大家最近看报有没有发现，这个5亿元的旅游收入，已经下修到4亿元。之前还有个兴奋过度的师爷——严孟达把5亿新元改成美元，说道：“泰勒丝旋风只吹新加坡，给东南亚国家上了一堂‘泰勒丝经济课’，如果他们以为新加坡只是用钱买到‘独家代理’，以为申办大型音乐会是价高者得，那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新加坡为何选择F-35？

许剑虹    2024-3-10
https://www.storm.mg/article/5040224

美国愿意把F-35这种尖端武器卖给新加坡，绝对表示新加坡在政治上是一个足以让美国信任的国家。毕竟连做为北约会员国的土耳其，还有长期与美国合作的泰国，都被排除在F-35使用国的名单之外，原因豪不例外是土耳其和俄罗斯，泰国跟中共之间的关系暧昧。假如同样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真的过度亲中共，美国绝对不会轻易卖出F-35给新加坡。

提到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展，主角当然还是新加坡空军，所以自然不能不谈及新加坡空军的未来发展。在航展结束倒数第二天的2月24日，新加坡空军宣布采购八架F-35A，若加上2020年1月9日签署的12架F-35B订单，未来新加坡空军将拥有多达20架的F-35。新加坡空军将从2030年起逐步将机队里的F-16C/D型战斗机除役，并以F-35A/B型战斗机取而代之。

新加坡向来以高超的外交平衡手腕为世人所知悉，因此在2020年宣布采购F-35B的时候，还特别强调此举并非是要针对中共。如今新加坡空军又增添了八架F-35A，等同于宣布自己在未来50年的军事发展上将持续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也狠狠打了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在台湾发表演说时，所谓“新加坡20年后到底站在美国还是中共阵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法的脸。

事实上在新加坡航展上，中共的中国航空工业也有推出FC-31鹘鹰战斗机的模型参展，如果新加坡真的想要在两强之间保持中立，其实是完全可以考虑采购八架FC-31来与F-35B搭配，同时满足北京和华府的要求。采取类似建军模式的国家不是没有，例如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就同时装备美制的F/A-18D与俄制的Su-30MKM，印度空军也同时有俄制的Su-30MKI和法制的飙风。

向两个相互竞争的强权同时买飞机，是一个国家展现中立的最好方法，代表同时想与美“中”或者欧俄保持良好关系。新加坡在外交路线上仍自我定位为中立国，内政上实施的还是所谓有民主，无自由的“开明专制”，经济上也和中共走的更为接近。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理所当然在国防建军上也应该效法印度和马来西亚那样，同时采购美国和中共的战机。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新加坡空军的机队，现役的主力战机清一色是由美国所引进的F-16C/D型与F-15SG，只有A330MRTT空中加油运输机和H225M直升机是来自空中巴士的欧洲货。而当前欧盟就算在对待中共的立场上与美国没那么同仇敌忾，也是与美国联手对抗俄罗斯的盟友，显见新加坡武装力量在武器选购上还是100%偏向自由世界的。

隶属新加坡空军第145中队的F-16D战斗机，这架属于即将于2030年以后除役的老款F-16范围。（作者提供）

美国战机性能好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美制战机的性能好，而且相对于中共的战机接受过更多的实战考验。刚在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早先依赖英国皇家空军驻新加坡的部队来维持空防，后来刚刚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国空军也是以英国制的猎人式战斗机为主力。英国在1971年撤出所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部队之后，李光耀一度邀请以色列顾问到新加坡协助空军建设。

然而考量到周边两个最大的邻国，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穆斯林国家，过度仰赖以色列可能导致自己遭到敌视，李光耀做出了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的决定。可是早年的李光耀十分反美，手下的飞行员也更习惯英式而非美式的指挥体系，他需要一座桥梁来协助新加坡空军走上“美国化”的道路，这座桥梁毫无疑问就是同样以华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

乡音难改说新加坡华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4-3-8
怡和世纪 第51期 2023年12月

1947年之后，标榜“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纷纷出版。新版教科书把许多本地特有词语纳入教材，比如胡姬花、榴梿、红毛丹、山芭、巴刹等。新加坡教科书在保存、传承和传播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特有名词，居功至伟，不单丰富了华语的内涵，也造就南洋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

六十年代小学华语课本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三册

读小学时，当年的低年级的华文课文多数是押上韵的，容易朗朗上口。小一上的《华文》第一课课文，今天尚能记忆犹新。记得课文是这样的：“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那时候我们读到“哥哥”时，念的音是“ㄍㄜㄍㄜ”，都是阴平声。这里特地以注音符号标注而不用汉语拼音，因为我们在上小学时，学的是注音符号。过了好长的时间，或许是听了广播电台，我才懂得念成“gēge”，也知道“爸爸”、“妈妈”、“姐姐”必须念成轻重音。

仰之弥高的“官话正音”

早年新加坡学校，华文老师一般不注重语音的规范，不单是卷舌音和平舌音搞不清楚，sh和s、ch和c、zh和z不分；撮口音、弯口音经常念错，“剧院”和“妓院”、“学子”和“鞋子”读出来同声同调。更甚的是老师来自不同籍贯，造成课堂上南腔北调百鸟争鸣。有些源自闽籍的老师会把“福建”念成“胡建”、“分数”读成“婚数”；粤籍老师念“光辉”为“光飞”、“老虎”为“老甫”；潮籍老师教我们“有(biang)读边(biang)，无边(biang)读中间(jiang)”。

我把当年这种读音混乱情况写出来，心里丝毫没有嘲笑的念头。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饱含百年沧桑的华语，如何一步一步艰辛地走出来。作为孤悬海外华语大家庭的一员，语音规范是一种奢侈，“官话正音”天高皇帝远，仰之弥高，大可不必像今天那么样地去重视。鲁迅在《门外文谈》里不也这么说：“现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确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言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是主力”。对我们来说，能掌握华语就心满意足了。多元语音混杂共存，反而更能体现华语的包容和共生的格局。

官话教学成为新加坡新学堂的共识

一百多年前中国维新派发起维新变法，主张“广设学堂，提倡西学”。1901年清政府面对压力，实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效法西方和日本学制，新式学堂大量涌现。流风所及，新加坡华文新学堂的设立，与中国几乎同步。1905年广肇养正学堂创办，首开风气。接着道南、应新、崇正、端蒙、启发、育英、通德、南溟等新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1905年，大清驻叻总领事署在新加坡倡导“官话正音”，各帮（方言群）华人纷纷响应，土生华人（峇峇）不落人后，在“打球阁”会所开讲“正音”，由总领事署派人充当教习。新学堂虽说分别由各帮华人创办，道南、崇正、通德属闽帮；应新、启发属客帮；育英、南溟属琼帮；养正、端蒙分属粤帮和潮帮。各帮华人在办学时，一致采用“官话”教学，收生也不分彼此。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在中国遭遇挫折，在南洋却激活华人意识，打破华人以“帮”为特色的方言族群藩篱。依靠办新学、用官话，新加坡华人无意间实现族群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