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派”与“蒋派”在新加坡的斗争——从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谈起

许剑虹      2024-4-7
https://www.storm.mg/article/5074336

同德书报社在政府迁台初期充当国民党在新加坡的白手套角色，自然以蒋中正为精神领袖。（图：作者提供）

今年新加坡航展，笔者除了前往樟宜中心了解东南亚乃至于全球的航空工业发展趋势外，也趁机走访了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两个在历史上和中华民国有密切关联的机构，希望对新加坡华人的国族以及两岸认同有更深刻的了解。为什么晚晴园和同德书报社能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华人的国族与两岸认同呢？因为这两个机构与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都有紧密的历史渊源。

1902年落成的晚晴园，本是新加坡华人橡胶业巨子张永福买来给母亲养老的别墅，在1906年被借给孙中山做为同盟会的南洋总支部。张永福本身也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党证第003号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为001号），换言之晚晴园是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活动的历史开端。同德书报社则成立于1910年，由孙中山本人在新加坡创立，目的是向华侨子弟传递革命思想。

两个组织的历史都比中华民国还要悠久，也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同盟会或者国民党支部的身份于新加坡活动，为国民政府效力。尽管有相同的历史渊源，且在政治光谱上都是亲国民党的组织，可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却在1937年或者1941年以后走上了分道扬镳的局面。晚晴园的屋主张永福，在抗战爆发后与蒋中正决裂，投效了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出任侨务委员职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晚晴园为日本昭南宪兵队征用，成为日军搜捕与迫害抗日华侨的重要据点。同德书报社则继续追随蒋中正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因此成为日军重点的肃清对象，甚至就连国父亲笔撰写的牌坊都差点被毁。幸有爱国社员冒着生命危险与以保护，才使此一国宝被保存下来，如今继续被悬挂于同德书报社的大门之外。

这一次的分道扬镳，也使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面对海峡两岸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晚晴园传承了国共合作时代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联俄容共思想，属于不折不扣的“汪派”。在被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接管后，以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名义同时与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打交道。同德书报社则从国民党的海外党部转型为支持中华民国的新加坡民间团体，坚决只与台湾方面来往，非常有趣。

（图：作者提供）

晚晴园其实是汪精卫的招魂所，如此公然挂出汪精卫的照片，在当前的两岸都很难想象。（图：作者提供）

秉持“汪派”思想的晚晴园

笔者是2018年第一次造访晚晴园的，后来又分别于2020年还有2024年造访两次，前后共前往三次。整体而言，晚晴园是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在南洋领导革命的历史为主轴。其中潮州黄冈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云南河口起义等三场起义都是在晚晴园所筹划，证明了这栋建筑物乃至于整个新加坡和中华民国历史的特殊渊源。

占领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压制马来人的独立思想，大量从华南以及印度引入外来人口，反而使新加坡成为汉民族主义者躲避追捕的世外桃源。同盟会与国民党的支部，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在马来半岛各地开花。早期的国民党人将焦点摆在中国的革命上，对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未来不感兴趣，可这一切在孙中山先生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后出现改变。

新加坡沦陷80周年：日军“肃清”华人、南京大屠杀与二二八事件的共同点

许剑虹    2022-2-1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2692/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我们不只要迎接“肃清”80周年，还要迎接二二八事件75周年与南京大屠杀85周年。三起事件都是历史悲剧，我们要在此向所有的受害者致哀，笔者也无意为当年的加害者做任何辩护（当然对于二二八的外省受害者，希望国家社会也能给他们足够的重视）。却必须要强调现在是华人该省思谁是受害者，谁又是合作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毕竟老一代已经雕零，没有情绪包袱的我们应该用更公正与不带偏见的态度去看待这三段我们华人不是那么光彩的历史，如欧洲人一样承认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曾英勇反抗侵略。

Photo Credit: 李博儒

今年2月15日是新加坡沦陷80周年的日子，在负责占领马来半岛的日本陆军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过政信中佐的策划下，日军立即对华人展开了名为“肃清”的屠杀。究竟有多少华人在“肃清”中死亡？其实就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差不多，关于星马华人在“肃清”中的死亡数字，直到80年后的今天都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从最少的20000到最多的40万，二二八事件则是从685到30万之间的统计都有，而“肃清”的死亡人数则是介于5000到50000人，差了整整10倍之多。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肃清”中的日军，或者是二二八事件中的国军，都犯下了军人针对非武装平民的暴行事件，甚至于无差别屠杀。

所以我们今天立场无论是统派还是独派，是支持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必要为当年残杀平民的军人粉饰美化。没有必要为了支持台独，就去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更没有必要为了支持统一，就把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者全部打成殴打外省平民的“皇民”。我们必须要脱离政治，回归到最基本的人性，才能一一检验这三场发生在东亚与华人世界的不幸事件。

也因为没有办法像犹太人那样，提出一个统一又可信的受害人数据，3起历史事件都在战后成为两岸以及新加坡政治人物操弄的议题。中共直到今天还死咬着日军杀死30万南京市民不放，不只用来对日本进行情绪勒索，就连当大陆内部有老师对30万人这个数据提出质疑时，也会遭到铺天盖地的民族主义攻击。仿佛对于中共而言，南京大屠杀死亡30万人已经成为确保政权稳定的工具了。

比“肃清”晚五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直到今天还是民进党与深绿团体用来炒作悲情，凝聚本土势力对本土政权支持的神主牌。新加坡更是早在正式独立建国以前，就已经以“肃清”的历史来积累华人对李光耀的支持，甚至还以此为理由向日本索取了大量赔偿。除了政治人物战后对历史议题的操弄之外，3个历史事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害者与合作者的身份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新加坡华人的唯一抗日英雄林谋盛，其实严格来讲是出生在福建，而且还是由国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其实一点也不本土（Photo Credit: 李博儒）

伊恩・布鲁玛的感叹

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他的大作《罪恶感的代价：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的记忆》(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中，如此介绍了荷兰人对纳粹占领荷兰的战时记忆：

在老师告诉我们的故事里，德国人总是那么低劣，老师是那么英勇。老一辈的人，似乎个个都参与了当年的抵抗运动。

当然，也不是所有荷兰人都是抵抗者。在多数选择英勇抗击纳粹侵略的荷兰人之中，总还是有那少数的通敌败类存在。布鲁玛指出：

除了闹街角落上的那个肉贩子之外，大家都是反抗份子，只有他是通敌的叛徒，没有人要跟他买东西：还有那个卖香烟的女人，她之前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后来大家也不再跟她买烟了。

直到后来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尤其是荷兰经历过的二战历史有了更清晰的掌握之后，布鲁玛才发现所谓大多数荷兰人都是抵抗者的论述有多么偏离事实。原来多数的荷兰人在二战爆发前，出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曾经对希特勒(Adolf Hitler)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心生向往。原来在德军出兵占领荷兰以后，志愿参加纳粹武装亲卫队远征苏联的荷兰青年数量恐怕都比抵抗者还要多。

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亲日？

李莫愁     2020-3-5

近年来已经很少这样：独个儿读文章，竟情不自禁拍案叫绝起来。因为心中对晚晴园那班民国人物的后来行迹，犹如拼图少了几块，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当年杨荣文突然对晚晴园有兴趣，搞了个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找来冯仲汉当馆长；此人不学无术，我就知道此事“政治”多于“文史”。新加坡有位专门研究林文庆的学者（名字不提也罢），一直要为林文庆在日据时期担任华侨协会主席除罪化，可是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咱们张志贤前副总理是张永福的曾侄孙（其弟张华丹之曾孙），所以他这个堂曾祖的故事只提到如何把晚晴园借给同盟会这一段，之后他赴南京追随汪精卫，担任南京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委员、驻越南特使。战后，被追究亲日行为，1948年获释回到新加坡，得不到同胞的谅解，不久移居香港，1957年在香港逝世，这段也鲜少有人提起。

所以当读到许剑虹的《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怎不写个大大的服字呢？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受影响最深/奉为圭臬的应该是中共的叙事角度和框架，大抵觉得汪精卫政权不值一哂。其实就思想哲学的层面来看，汪精卫（亲日）才是正统，蒋介石因宋美龄（亲美）不过是旁门左道。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要打倒满清帝制，受日本革命派的影响最深，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他的所有同志都是留日的。五四的作家也是留日居多，日本的黄种人革命（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要赶走帝国主义，孙逸仙以“大亚洲主义”唱和（李光耀后来的“亚洲价值观”！？）。

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许剑虹     2020-2-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828

新加坡作为拥有众多华人人口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其历史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确切而言，是和汪精卫政权关系较深，而非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Photo Credit：许剑虹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与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南韩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Photo Credit：许剑虹）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对话新加坡首位战地记者陈加昌：在日据时代，“汉奸”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

许剑虹     2020-2-1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360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南洋，对于选择与日军合作的中国人和华侨，到底是否该被称为“汉奸”，陈加昌认为不应以非黑即白的角度评断，如今两岸仍对汪精卫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除了台湾、大陆与港澳之外，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应该是见证20世纪中国发展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为自19世纪以来，在这块被中国人称呼为“南洋”的马来半岛上，不只有大量的华人在经商，同时也是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等不同中国政治势力活动的海外据点。无论是谈中国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星马华人的视角都是不能与不该被无视的。

现年88岁的陈加昌先生，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先后服务于《中兴日报》、《中国报》与《泛亚通讯社》。从幼年时代开始，他亲身经历了日本统治的“昭南时代”，并在成为记者之后，于采访1955年万隆会议时聆听周恩来的发言，后来又投入越战的战地采访工作中结识了陈丽春、滕雪梅和施亚努亲王等南越及柬埔寨要人。

这些精采的采访经历，都被陈加昌先生写在《越南：我在现场》、《超越岛国思维：李光耀的建国路与两岸情》与《中柬风云60年》等作品中。早在新加坡建国前就投入新闻工作的他，是东南亚各国与两岸交流的活字典。虽然自李登辉上台以来，陈加昌就因为不认同其两岸理念没有再来到过台湾，但是他对两岸问题的关心却从来没有减少过。

于是笔者在《亚洲周刊》帮助下，取得陈加昌先生的电子邮件，并向他提出希望利用这次前往新加坡航展访问的机会，顺道拜访老前辈的要求。没想到陈加昌先生居然主动以电话与笔者取得联络，并爽快接受了我拜会他的需求，于是便有本篇文章的诞生。既然陈加昌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那关于他的故事还是要先从日据昭南的时代开始讲起。

“肃清”是种族屠杀吗？

关于新加坡在二战期间的历史，最令华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英军在1942年2月15日投降后，日军针对当地华侨发起的“肃清”行动。所谓“肃清”，是针对陈嘉庚等侨领在抗战初期向国民政府提供捐款，或者加入英国人成立的星华义勇军所发起的反制行动。凡是18岁到50岁的华人男性，只要被怀疑有抗日的行动或者思想，就可能遭到日本陆军第25军杀害。

究竟有多少青壮年男子在“肃清”中死亡？目前只知道是介于2000到5万人不等，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但是新加坡共和国自1965年立国以来，就将“肃清”形容为一场扑杀了整个世代华人精英的种族灭绝。就连李光耀本人，也不忘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差点于“肃清”中遭日军杀害的记忆。如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一样，“肃清”是新加坡政府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篇章。

李光耀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让刚建国的新加坡有足够的道德基础向日本索取经济援助，二来则是希望强化华人的忧患意识，进而巩固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陈加昌坦言，占领新加坡并执行“肃清”大屠杀的日本陆军第25军手段确实是十分残酷，不过他并不赞同用种族灭绝或者种族屠杀来形容此一历史事件。

星马地区“大中华胶”——从辛亥革命到马共崛起

许剑虹    2020-2-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34009

华人在星马地区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年代，但他们的早期活动还是以推翻满清或北洋政府为宗旨，并没有挑战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

这几年在网路上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部份马来西亚华人网友“爱中国”爱到一种狂热的程度，甚至于直接把中国当成“祖国”看待的情形。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情结”相对没那么严重，但根据国内媒体报导还是有不少所谓的“韩粉”存在。显见星马地区许多华人把中国当“祖国”的情感是客观存在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而已。

为何星马地区会有如此之多的“大中华胶”存在？甚至多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要在演说中，公开呼吁新加坡华人认知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呢？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在60年代以前确实是中国人。而且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马来半岛华人的生活空间就不断遭受印度人与马来人的压缩，从而促使星马华人型成了一种有别于海峡两岸的特殊“中国认同”。

尤其是在马来人具有种族优势的马来西亚联邦，华人更因为遭到毫无保留的歧视，且自身数量又明显处于劣势，更容易产生对“中国”的认同。“大中华胶”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是“中国崛起”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还是有更早的渊源？其实从新加坡出现大量“韩粉”的现象来解答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正确的，因为“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严厉查禁的物品，在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有一面在展览。（作者提供）

“大中华胶”的根源是国民党

虽然在两岸实力差距甚远的当下，已经没有多少马来西亚“大中华胶”认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失去执政权的中国国民党，但是马来半岛“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国民党。但是在讨论国民党如何把大中华思想传递到马来半岛以前，首先我们要先对马来西亚联邦与新加坡共和国的前身，即英属马来亚的历史有所了解。

与印度、越南还有菲律宾等其他欧美殖民地的情况不一样，20世纪初的英属马来亚在人口分布上复杂又多元，没有哪一个民族占绝对优势。或者说明白一点，是英国人担心马来人闹独立，所以从19世纪起开始将华人与印度人大量引入马来半岛。如果再加上欧洲人与当地人生下的欧亚混血儿(Eurasians)，那英属马来亚的族群可就不是只有四个那么简单了。

靠着让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三大族群不过半的布局，英国人确实稳住了对马来半岛的控制。虽然三方都有各自的民族运动在进行，但印度裔所为之奋斗的祖国是印度，信奉伊斯兰教义的马来人在英国人默许下保有政治特权，但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作驱逐欧洲人，建立一个大伊斯林国家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分而治之的统驭艺术与庞大的皇家海军，确保了大英帝国对东南亚的统治根基。

至于广大的华裔人口，则陷入“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党派之争。然而“保皇派”要保的是清朝的皇帝，“维新派”是要推动清朝的现代化改革，“革命派”则是要“革”清朝的“命”。三方虽然互不相让，心系的确还是中华故国。直到1911年满清被推翻，“保皇派”与“维新派”相继走入历史，由“革命派”演变而来的国民党获得了星马华人压倒性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