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派”与“蒋派”在新加坡的斗争——从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谈起

许剑虹      2024-4-7
https://www.storm.mg/article/5074336

同德书报社在政府迁台初期充当国民党在新加坡的白手套角色，自然以蒋中正为精神领袖。（图：作者提供）

今年新加坡航展，笔者除了前往樟宜中心了解东南亚乃至于全球的航空工业发展趋势外，也趁机走访了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两个在历史上和中华民国有密切关联的机构，希望对新加坡华人的国族以及两岸认同有更深刻的了解。为什么晚晴园和同德书报社能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华人的国族与两岸认同呢？因为这两个机构与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都有紧密的历史渊源。

1902年落成的晚晴园，本是新加坡华人橡胶业巨子张永福买来给母亲养老的别墅，在1906年被借给孙中山做为同盟会的南洋总支部。张永福本身也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党证第003号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为001号），换言之晚晴园是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活动的历史开端。同德书报社则成立于1910年，由孙中山本人在新加坡创立，目的是向华侨子弟传递革命思想。

两个组织的历史都比中华民国还要悠久，也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同盟会或者国民党支部的身份于新加坡活动，为国民政府效力。尽管有相同的历史渊源，且在政治光谱上都是亲国民党的组织，可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却在1937年或者1941年以后走上了分道扬镳的局面。晚晴园的屋主张永福，在抗战爆发后与蒋中正决裂，投效了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出任侨务委员职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晚晴园为日本昭南宪兵队征用，成为日军搜捕与迫害抗日华侨的重要据点。同德书报社则继续追随蒋中正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因此成为日军重点的肃清对象，甚至就连国父亲笔撰写的牌坊都差点被毁。幸有爱国社员冒着生命危险与以保护，才使此一国宝被保存下来，如今继续被悬挂于同德书报社的大门之外。

这一次的分道扬镳，也使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面对海峡两岸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晚晴园传承了国共合作时代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联俄容共思想，属于不折不扣的“汪派”。在被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接管后，以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名义同时与中国大陆还有台湾打交道。同德书报社则从国民党的海外党部转型为支持中华民国的新加坡民间团体，坚决只与台湾方面来往，非常有趣。

（图：作者提供）

晚晴园其实是汪精卫的招魂所，如此公然挂出汪精卫的照片，在当前的两岸都很难想象。（图：作者提供）

秉持“汪派”思想的晚晴园

笔者是2018年第一次造访晚晴园的，后来又分别于2020年还有2024年造访两次，前后共前往三次。整体而言，晚晴园是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在南洋领导革命的历史为主轴。其中潮州黄冈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以及云南河口起义等三场起义都是在晚晴园所筹划，证明了这栋建筑物乃至于整个新加坡和中华民国历史的特殊渊源。

占领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压制马来人的独立思想，大量从华南以及印度引入外来人口，反而使新加坡成为汉民族主义者躲避追捕的世外桃源。同盟会与国民党的支部，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在马来半岛各地开花。早期的国民党人将焦点摆在中国的革命上，对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未来不感兴趣，可这一切在孙中山先生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后出现改变。

星马欢迎美军，背后忧虑的是中共与“大中华胶”的崛起

许剑虹(Samuel Hui)    2020-5-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382

既希望让解放军帮自己攻下马来西亚，或者让更多大陆移民进到马来半岛冲掉马来人的人口，都不是促进华人权益的想法。“大中华胶”的想法越激进，就越会强化马来西亚人民对中共的敌视，美军在星马两地区的存在自然会更加受到欢迎。

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Photo Credit: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2nd Class Kristina Young)

美国自川普上台执政以来，一反常态的走起单边主义的路线，肆意得罪北约和日韩等盟国，反而让俄罗斯与中共谷底翻身，重新获得世人肯定。

尤其是这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之初，俄罗斯与中共更是抢在美国前面，积极为义大利及日韩等盟国提供协助。甚至就连立场向来亲美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不得不忧虑美国这次怎么不站出来带领大家对抗病毒威胁。

当世人怀疑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地位，即将为俄罗斯及中共取代的同时，美军五艘航舰又遭到病毒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趁机派出辽宁号航空母舰，多次经由东海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引起日本、台湾、菲律宾、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注意。

解放军海军的扩张性行为，对中共好不容易靠着向海外输出医疗物资建立的良善形象带来破坏，至少在东南亚是如此的。

尤其是在4月16日当天，中共又派出海警与探勘船进入与马来西亚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北康暗沙活动，引起马来西亚方面紧张。

为了反制中共，美国海军也派出美利坚号两栖突击队和邦克山号飞弹巡洋舰进入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上，至少部署了五架F-35B战斗机，对中共的嚣张气焰想必带来了很大的压制。

不过最让笔者注意的，是在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的Facebook页面上，出现大量马来西亚网友给美国海军鼓掌叫好。

李显龙虽然在是否该以“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一事上，没有选择跟着川普一起挑起种族纷争，但却仍将樟宜港提供给季佛兹号(USS Gabrielle Giffords)与蒙哥马利(USS Montgomery)号驻防，显见星马两国还是不乐见中共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

这张辽宁号的照片，远看还真的有旧日本帝国海军的味道，让人想起二战时后的日本军国主义。（Photo Credit: 许剑虹）

星马何以惧怕共军？

与其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欢迎美军，倒不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惧怕共军还更符合当今东南亚的地缘政治。

在深入讨论此话题之前，笔者采用“美军”和“共军”，而不是“美国”与“中共”，目的就是要厘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所害怕的仅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从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取代当前中共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地位。

但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惧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不只是星马两国，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东协的共识。尤其是如果解放军控制了整个南沙群岛，意味的是整个南海成为解放军海军的内海，每一个东协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甚至领海都将被垄罩在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

新加坡并没介入南海主权争夺战，却从权力平衡角度出发，并不乐见任何单一强权掌控南海。

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许剑虹     2020-2-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828

新加坡作为拥有众多华人人口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其历史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确切而言，是和汪精卫政权关系较深，而非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Photo Credit：许剑虹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与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南韩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Photo Credit：许剑虹）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星马地区“大中华胶”——从辛亥革命到马共崛起

许剑虹    2020-2-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34009

华人在星马地区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年代，但他们的早期活动还是以推翻满清或北洋政府为宗旨，并没有挑战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

这几年在网路上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部份马来西亚华人网友“爱中国”爱到一种狂热的程度，甚至于直接把中国当成“祖国”看待的情形。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情结”相对没那么严重，但根据国内媒体报导还是有不少所谓的“韩粉”存在。显见星马地区许多华人把中国当“祖国”的情感是客观存在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而已。

为何星马地区会有如此之多的“大中华胶”存在？甚至多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要在演说中，公开呼吁新加坡华人认知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呢？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在60年代以前确实是中国人。而且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马来半岛华人的生活空间就不断遭受印度人与马来人的压缩，从而促使星马华人型成了一种有别于海峡两岸的特殊“中国认同”。

尤其是在马来人具有种族优势的马来西亚联邦，华人更因为遭到毫无保留的歧视，且自身数量又明显处于劣势，更容易产生对“中国”的认同。“大中华胶”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是“中国崛起”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还是有更早的渊源？其实从新加坡出现大量“韩粉”的现象来解答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正确的，因为“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严厉查禁的物品，在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有一面在展览。（作者提供）

“大中华胶”的根源是国民党

虽然在两岸实力差距甚远的当下，已经没有多少马来西亚“大中华胶”认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失去执政权的中国国民党，但是马来半岛“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国民党。但是在讨论国民党如何把大中华思想传递到马来半岛以前，首先我们要先对马来西亚联邦与新加坡共和国的前身，即英属马来亚的历史有所了解。

与印度、越南还有菲律宾等其他欧美殖民地的情况不一样，20世纪初的英属马来亚在人口分布上复杂又多元，没有哪一个民族占绝对优势。或者说明白一点，是英国人担心马来人闹独立，所以从19世纪起开始将华人与印度人大量引入马来半岛。如果再加上欧洲人与当地人生下的欧亚混血儿(Eurasians)，那英属马来亚的族群可就不是只有四个那么简单了。

靠着让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三大族群不过半的布局，英国人确实稳住了对马来半岛的控制。虽然三方都有各自的民族运动在进行，但印度裔所为之奋斗的祖国是印度，信奉伊斯兰教义的马来人在英国人默许下保有政治特权，但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作驱逐欧洲人，建立一个大伊斯林国家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分而治之的统驭艺术与庞大的皇家海军，确保了大英帝国对东南亚的统治根基。

至于广大的华裔人口，则陷入“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党派之争。然而“保皇派”要保的是清朝的皇帝，“维新派”是要推动清朝的现代化改革，“革命派”则是要“革”清朝的“命”。三方虽然互不相让，心系的确还是中华故国。直到1911年满清被推翻，“保皇派”与“维新派”相继走入历史，由“革命派”演变而来的国民党获得了星马华人压倒性的拥护。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