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禁书60年（二之一）

周维介 2014-10-28
怡和世纪 2014年10月-2015年1月号 总第24期

缘起——同性恋读本惹出禁书风波

2014年7月，平静的新加坡读书界骤起波澜。事缘于有家长投诉，指国家图书馆开放借阅的三本英文儿童读物涉及同性恋问题，有悖于当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当局立马查禁，并表示将销毁这些禁书。不料这个决定，引起各方反弹，让国家图书馆管理层陷入舆论争议之中。这是独立近半世纪来岛国罕见的社会现象—禁书，这久违的语汇，一时间潮水般冲击着人们的情绪。

一星火花，燃成了烈焰。国家图书馆的解释，不被对问题持不同看法者所接受，有四百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国家图书馆建筑旁的空地聚合，集体与孩子一块阅读图书，包括那几本刚被下架的读本，以示抗议。之后，当局明示不毁禁书，决定把它移往成人部书架。又数日，再广告天下，这些书将安放在区域图书馆，显示当局努力调整步伐，以应对改变中的新加坡社会。

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查禁书籍是管制思想、打击不合道德规范文化产品的惯用手段。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说是禁书行动的前行者；现代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有书报审查制度。但禁书不会是永远的标签，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禁书，今天的名著，或许正是昨日的禁品。屈指一算，《天方夜谭》、《十日谈》、《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西线无战事》、《动物庄园》、《齐伐哥医生》、《古拉格群岛》、《我的奋斗》、《雾都孤儿》、《红与黑》等等你我耳熟能详的传世大作，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列位禁书榜，让无数人欲窥无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双方角力，为各自宣扬的意识形态奋战。反映于文化上的，便是限制敌对阵营的书籍到自己的土地上流通。阅读禁书，成了一种精神冒险，种种阅读禁书的故事不断在人间大地复制，“雪夜闭门读禁书”，绽放成俗世的另类风景。

禁书，也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留下它的身影。二战后的新加坡，胜利的暖风夹带着反抗殖民统治的种子，在各个角落入土萌芽。反殖，成了当下社会的思潮主流；本土不同形态的政治酵母，催化了后来的一连串政治搏斗，从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到独立的历程中，掌政者都曾亮出查红禁黄的利剑，以达成各自的目的。

1948年禁止课本灌输中国意识

早年的华文课本来自中国，灌输认同中国的意识。

二战结束两三年后，英国殖民地管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诉求，反殖民统治的声浪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日益活跃，让英国人铁了心，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对付马共与左翼政团，严格限制社团、出版与结社活动，以控制思想传播。新法令规定，所有刊物必须申请出版准证才能印行。这个条款，有效削弱了刊物的出版活力。次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殖民地政府随即大量限制中国的书刊读物进口到新加坡来，审查尺度比过去更为严格。

此前的二、三十年，新马华校的课本全来自中国，某些课文所灌输的意识与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相悖，于是它明令规定，凡是中国进口的教科书，若课文具有任何中国政治意识或排外思想，一律查禁。它强制出版商删除所有涉及效忠中国的篇章，否则有关教科书便不得在学校中使用。这种针对教科书的举措，是1819年以来英国人在新马少有的大动作。

那几十年的华文课本，确实“理所当然”地灌输着认同中国的意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便有“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上学校去”、“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南洋”的课文。殖民地当局祭出查禁警告，不仅加速新马教科书的本土化，也催化了华社认同马来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