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二）

周维介    2017-5-2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粗略统计，大坡有过百余家大小书店，这组可观的数目，不免让人寻思：一个曾经脏乱的区域，一个困顿的环境，何以能让书香流溢？我并非半世纪前热火朝天年代的历史现场参与者，阅读种种观点的材料之后，我感悟到时代“躁动”的力量，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为书籍顺畅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活跃氛围催化了求知欲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体认到教育的不可缺，人心态度引向正道。一切，阳光普照。

吉宁街书店板块

与桥南路十字交错的克罗士街（俗称吉宁街）起于罗敏申路交接处，横过直落亚逸街与桥南路接口，短短一两百公尺，在七十年代以前聚生着不少小书店，形成一道特色街景。吉宁街的书铺，以生活书店受人青睐。它与邹韬奋等人在中国创办的生活书店有关，1932年通过上海书局引进新加坡，由刘国梁与温平负责打理。1948年出版的《韬奋文录》封底内页注明该书由生活书店总经销，并写明新加坡分店的地址为吉宁街40号A。

根据已知的信息整理，曾经沿着吉宁街兜售文化的书店有英华图书（40号A）、光明书局（123-125号）、时代书局（129号）、1939年创立的开明书局（135号）、现代书局（141号）、星星书局分店（154号）、1937年成立的良友文具社（155号）、张戴磷的新亚书局（155号）、星洲书局（156号）、华联图书（156号）、友联文具社（156号）、通商书局（160号）、上海书局创办由方志勇与饶力吉负责的新生书局（166号）、三十年代成立的马华教育用品社（168号）、胜利书局分店（168号）、新的书店（170-172号）、黄培友创立的永强文具有限公司以及杨圣凯所创的岭南教育用品社。

华联图书的负责人之一是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罗中才，他在华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销售教育供应社编印的教科书。吉宁街有一间名字别致却鲜为人知的青鸟书店，于1939年成立，由创办人之一的饶力吉担任经理。就五六十年代的氛围而言，小书店虽非红花，却是光泽亮丽的绿叶，荡漾着的时潮，也在这些小空间里留下光影——某日，杨善才先生出示了一张1962年左右拍摄的珍贵照片，显示克罗士街马华教育用品社的职工及工会同志“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友”，在店门前罢工的情景——阳光青春的脸庞、横挂的抗议布条、满墙的标语，定格了那个时空叫人熟悉的画面。

笔直的吉宁街过了桥南路交界点，往上走便是今日的克罗士街上段（俗称海山街）。海山街为人所知，因为日治时期这里是一个令人心惊胆破的“生死界”。当时恶名昭彰的“大检证”，以“肃清”之名滥杀无辜华人的检查站之一，就是在海山街。今日唐城坊街口对角的芳林坊空地上，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碑文，记录这段肮脏且无法遗忘的历史。海山街承接着吉宁街，当年也有不少书局在此经营。在海山街口，大约是今天唐城坊的位置，有一间诚信书局，是世界书局前职员伍振华所创办，专门代理香港杂志《今日世界》，这份杂志由美国新闻处资助出版。海山街的书店计有南方书局（23号）、星星书局、苏炳书局（27号）、潮州书局、美美图书公司、廖振兴文具书店以及1927年郭陶创办的小小书店。而今，沿街的战前低矮店屋早被拆除重建，小书店也已散伙，只剩下前报人郑文辉与作家蓝玉夫妇共同经营的蓝点图书公司。

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一）

周维介     2017-5-26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新加坡的华文书店式微了二三十年，之前有过长达半世纪的荣景。它兴旺的年头，书店的密度以大坡与小坡为最。五十年代是大坡小坡书业兴衰的临界点，50年代以前，大坡书店一枝独秀；50年代以后，小坡书业异军突起。根据1941年的调查，那时新加坡的华文书店有21家，全都落户大坡。

从小坡通往大坡的埃尔金桥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我和建筑师朋友闲聊古老的新加坡，他提起一名马来籍建筑师曾在专题演讲中旁征博引，抛出发人深省的疑问：牛车水为何称为“中国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五的新加坡，按理说全岛华人处处，无所谓华人“聚居”某处的现象。牛车水是包容的，各大种族的庙宇建筑，颇具规模的华族天福宫、桥南路的印度马里安神庙、恭锡街的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印度庙，还有摩士街与桥南路交界口的詹美清真寺、直落亚逸街的阿尔阿布拉印度回教堂(Al-Abrak Mosque)，都座落在这繁荣的商业核心地带。牛车水，是城市中的乡土，它的名字与早年印度人在这里用牛车售卖食水的历史息息相关。牛车水之名，为各民族所有，而“大坡”的称谓，显然是华人社会对这个地带的心情共识。

大坡，是个人们熟悉却不精准的概念。笼统而言，从小坡方向过了新加坡河上的埃尔金桥(Elgin Bridge)，便是大坡的“势力范围”。由于“大坡”是华族社群的惯称，约定俗成。因此它的地界标准，自然没有官方的版本，也就无所谓标准答案。仿佛过了埃尔金桥，桥南路左边，以直落亚逸为沿；右侧，以马真街(Merchant Street)为限；向前，延伸至广东民路，把这方状地带纳入大坡的范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大坡为人所熟知的大马路（桥南路）、二马路（新桥路）、余东旋街、尼路、直落亚逸街、吉宁街（克罗士街）、海山街（克罗士街上段）、奉教街（钮马吉街）、单边街（必麒麟街上段）、广合源街（宝塔街）、戏院街（史密士街）、山仔顶（珠烈街）以及已经消失的豆腐街（珍珠街）等等小街大道，尽在方圆之内。一些资料显示，欧南园、合洛、丹戎巴葛区、紧靠着直落亚逸由海湾填土而生的丝丝街和罗敏申路，甚至红灯码头（哥烈码头）也是大坡的势力范围。

也许我们也可换个视角，根据过去大坡华族方言群聚居与行业分布，勾勒出三个方言板块，或可具体说明这个地区华人的生活形态。闽南方言板块以直落亚逸、厦门街为核心；粤语方言板块以余东旋街、桥南路以及广东民路之间的街巷为中心；潮州方言板块则沿着驳船码头(Boat Quay)至克拉码头(Clarke Quay)一带的短街小巷构成。这些方言区块里的饮食、会馆、梨园、学校、商业类型、私会党地盘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色彩，而其中的书业、报社等精神文化单位，反而较能超越方言地域观念，为华族文化传播凝聚共识。新加坡能成为当年南洋华人文化的汇点，与草根味浓烈的大坡能维持精神层次的文化繁荣密不可分。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文化小坡中文书市枯荣笔记（二之二）

周维介     2016-6-7
怡和世纪 2016年3月–5月号 总第28期

而今踏步当年书香凝聚的核心书店板块，小坡书城显得木枯草黄，即便周末，也难闻蛙鸣虫叫。日升月落三十个年头，原本已无学校的市区悄悄转了舵，新加坡管理大学、南洋艺术学院、拉萨艺术学院、新加坡艺术中学等教育单位陆续入住小坡，学府回流了，气氛并没有回来。社会欣欣向荣，文化板块却不意浮现“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的景象。中文群体不见接班的新生读者，只见江河日下的语文程度，电子科技无情颠覆，更是雪上加霜，本土书店终于沦为输店，书城也注定成了输城。

连环图的缤纷世界

岁逾花甲的路人乙初小时便开始逛书店。她小学念三山，小四开始就经常和同学从苏菲亚路校园徒步到小坡商务印书馆，泡在连环图和儿童刊物集中的地面层，那是她们最着迷的阅读角落。几十年来，社会对连环图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类视它为引导儿童进入阅读世界的阶梯；另一类视之为洪水猛兽，断定它会污染童幼单纯的心灵。

2015年岁末，我有幸翻阅了一批保存完好，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各类连环图。爬梳过程中，感悟到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所出版的连环图，在内容与表达形式上定格了它的高度。三四十年代，香港冒现一类画面充斥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连环图，以小五义、方世玉、黄飞鸿之类形象为代表的流行公仔书，受到家长与教育界的非议，认为内容充斥暴力的读本会让小孩学坏，沉迷其中会断了前程。正统观念强烈的家庭，都严禁子女阅读连环图。1966，新加坡独立翌年，政府雷厉风行打黑灭黄，在宪报上宣布禁止43家香港出版社的连环图进口，明令市场不得售卖，使这类宣扬暴力意识的小人书顿时销声匿迹。

43家香港出版社之外，更多的连环图担当着传递文化的任务。由于它具备迅速攻克儿童心房的魔力，许多文化养料，都是通过连环图顺利植根儿童的心脑。五十年代中国出版的连环图意识健康，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历代名著、名人轶事、军事战役、道德懿行、动物故事、成语典故，都是具有教化功能的文化材料。这些经过文字改编、画工绘制的连环图，皆可在新马书市公开售卖。六十年代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各省市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图，思想一片“红”，由专业美术画师或知名画家执笔绘图，水平一级棒。但碍于内容，这类连环图无法在新加坡书店公开售卖。

在电视仍未走进千家万户的年代，连环画是儿童探访历史文明的绝佳通道。连环图画面里人物的穿着搭配、居住环境的形态、战争的场景、将士的打扮、府衙的布置、大牢的情景、兵器的种类、房屋的格局、饮食的器皿与规矩，都清晰呈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色。感谢连环画，它软化了历史人物、著名战役、昏君明主、贪官侠士、才子佳人、舍身为国、苟且偷生的多元故事，刺激了儿童的想象，确立了儿童爱憎分明、是非明辨的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小坡街巷的五脚基（骑楼），存活着不少租售皆可的连环图专卖摊，成为当年市区独特的风景。近日中国中央台推广阅读的广告，就是以连环图书摊为背景：一组小孩坐上摊位前的矮凳，津津有味地读着小人书的画面，把我拉回半个世纪前的岁月——当年小坡一带的小人书摊，以五脚基为基地，经营着儿童心仪的欢乐园。来到书摊前，靠墙架子上的连环图琳琅满目，付钱与否，待遇有别。倘若口袋里有铜板，付五分钱，可以坐在半尺高一尺见方的小凳子上翻阅；要是阮囊羞涩，店家偶也通融，让你站着享受阅读“霸王书”。建筑师陈智成忆述，当年小坡骑楼下连环图书摊处处有，他居住的美芝路与桥北路交界地带，骑楼下的小人书摊是他经常光顾之地。名企业家章金福五十年代从马来亚小镇到新加坡闯荡江湖，也在白沙浮的五脚基摆书摊，卖过禁书和连环图。

除却小坡，大坡也有不少连环图书摊。安祥山路的角头，高升客栈左旁的五脚基，就有它的踪迹。1935年，胜利书局创业店主白文保在今天的振瑞路一带开设书摊，专门经营“租赁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小人书”。白振华在《由小书摊发展成书业集团—记新加坡胜利书业集团》一文中提到：“当时人民还很穷的新加坡，能够花一毛钱上电影院观看黑白无声电影的人凤毛麟角。普通民众连一架收音机都没有，除了到小巷听讲古之外，去书摊看书便是他们生活中一项很好的消遣活动。”

作家兼报人何盈的父亲，五六十年代曾在小坡大马路俗称“电车弯”（桥北路与惹兰苏丹交界处）某药材店的骑楼经营出租连环图的档口，他在《公仔书忆旧》中忆述当年父亲开档租售连环图的情景。开档之前几天，先父找来几块木板，亲自动手钉了个大架子，然后将架子往墙上一靠，再密密麻麻排列了各式各样的公仔书，“书摊”便这样形成了。那时还在念小学的我，帮忙将木箱里装满的公仔书，每次三几本的拿给先父，由他逐一排列。有时遇上图文吸引人的，竟按捺不住，边递边看；先父再三催促，方如梦初醒，回到现实。

文化小坡中文书市枯荣笔记（二之一）

周维介    2016-6-4
怡和世纪 2016年3月–5月号 总第28期

那年头的小坡，每到周末、假日，知识人从岛国八方汇聚到此，寄托精神，渐而以书会友，顺道享用美食观赏电影，形成一个时代文化生态，这样的氛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伸到八十年代初，前后也有三四十年。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河。(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市中心那条曾经流水黑乎乎向海出口的新加坡河，是岛国重要的地理界线。河的南岸是大坡，北岸为小坡——这是本土华人对这区域的俗称，虽然它没有法定地位，却在民间受到力捧，证据是报章、名片、广告、下里巴人口里对大坡方向今称桥南路与新桥路的两条大道，分别称为大坡大马路和二马路；小坡市中心从桥北路到实利己路平行着的七条踪车道，被有次序地惯称为小坡大马路至七马路，而串起这七条街道的，就是当今的密驼路。

大马路到七马路的称谓，饱含老上海十里洋场的味道，一如当年本地消闲场所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的名称，都刻着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歌舞升平繁华迷醉的臣服印记。独立前成长的一代，脑里多半有一张清晰的地图，都知道二马路何所指，四马路何所处。太习惯了，反而不知道五马路的正名，叫做明古连街。小时候，父亲得闲带我“下坡”溜达溜达，会让我好好记得这些街名的排序，所以我童少长居“山顶”，很少到市区去，却对七马路之类的说法，成竹在胸。今天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不曾有这些概念，知道观音堂的位置，却不知它是在四马路边上；晓得维多利亚街，却不知二马路，就别说三马路奎因街有一个众人皆知的“绿色巴士车头（总站）”——从前要乘坐公交车到郊区的南洋大学，就是在这里上的3A路巴士。

小坡，令人缅怀，不光是名称的失宠，也因它车水马龙的光景不再，以及一代读书人美好文化情怀的走失。城市重建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那曾激化生活火花的场地悄然变装，徒留一代人缓缓盘旋心中的共同记忆。小坡文化，说的是这里曾经的密集书店景观，参杂着众多学校、戏院、美食以及工团所揉成的独特文化氛围。小坡，是五六十年代市区里，商业活动密集但却能轻易发现读书人踪迹的一方水土，中英文教育背景、左右意识形态不同的人群，在这里各自找到合意的精神天地。虽然隐约间，它存在着楚河汉界。

一个时代的阅读风气

二战后的华校生，凡是喜欢阅读的，不论文理，都爱到小坡探访这片知识的沃土。小坡，那曾经书店云集的文化聚落，一两公里方圆内，大街小弄，盘踞着无数大小书店，出售各种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本土的图书，是爱书人与莘莘学子蜂蝶般络绎拜访的春天花圃。书香散发的诱惑，文学的历史的数理的修养的政治的，左的右的古典的现代的，在弄巷的书局书店书摊书室书屋，在豪华简陋的书架上各花入各眼，勾引每只蜂蝶饥渴的求知欲望。读着逛着，每一只蜂蝶最后都带着清甜鲜美的花粉离开。到书店翻书，是时人高尚的课余消遣，与文字交往，掌握最新出版信息，投入了便现场读完半本，其余暂时搁下，下周回头再续。在经济欠佳的年代，书店，给爱书人提供了优渥的选择。

路人甲的观察，那年代的爱书人，惜书如命，买回书本，生怕它破损弄脏，总是给它加上外套，一般用“跑马月历”纸反着包好书皮；经济宽松的，用半透明的“面包纸”。包书，是一种心情，传达了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对书本的敬意。那是一段书本形象高大的岁月，六十年代我念小六，班主任不时领我们数人到板屋学校附近他租赁的房子，室内局促，但靠墙赖着一个小书橱，满是图书，像极了学校里的班级“图书馆”。老师打开书柜，让我们任选阅读，或席地，或横躺，就这样读到太阳落山。告别时，老师让每人带一两本离开，这是天大的恩宠，拥有小书橱的美梦就此悄然在心中燃起。

华校风光的年代，阅读风气鼎盛，老师不仅借书给同学阅读，有些还买书送给学生。初小时，忘了什么理由，华文老师送给我一本印刷精美的大图书，内容早已忘记，但是里头那只尾巴蓬松的小松鼠，一甲子来没忘记它。到了高小，数学老师分发测验卷子时，总是带来几本新买的连环图，奖励成绩名列前三的同学，羡煞大家。我的同桌小刘数学好，几乎每次都在三甲之内，连环图总是轻易到手，心情好时得了赠品会让我先带回去过足瘾翌日再还给他。这一年，我蛮期待数学测验，理由是托同桌的福可以享受连环图的乐趣。买书送学生在六十年代是老师常有的懿行，后来慢慢淡了。八十年代我在教育部上班，某个中午到乡郊区蔡厝港的南山小学去，由于约定的时间还早，巧遇那天学校里有书摊摆卖，溜达着，忽见一名头发灰白的女老师领着一名男生到书摊来，用手圈着某个范围的书，嘱咐他慢慢挑选自己的最爱，临走时落下一句：选好了等一下老师买给你。这个久违的亲切镜头，瞬间嵌入我脑海，没能忘。

记忆中小学老师曾领着我们到小坡逛书店，从山芭搭乘破旧巴士到繁华的市区，像似参与了一次文化的嘉年华。每当假期，父亲也带我们“下坡”走书店，通常去大众和上海。当时再大的书店，楼板上总是坐着一地小朋友，被文字迷出一脸贪婪。我那时迷民间故事，书店里有一套中国各省的民间故事丛书，都被我囫囵吞枣地扫进肚子里。安徒生与格林童话，父亲让我买，回来在被窝里阅读，多雨的十二月，书里的面包师傅鞋匠达人叫人喜欢，浸泡在书里，冷风从墙板缝隙透进屋里来，雨伴书床，老不愿意就这样把故事吃完，便边读边幻想，让自己投入情境里，才知道也是一种无边乐趣。感谢高小文化程度的父亲，小学时代每个长假他都带我们到小坡逛书店，习惯养成，上中学后到小坡溜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两个星期我仍会往书城跑，不再呼朋引类，也熟人少遇，凝固的寂静氛围，透着些许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