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我无疆？

殷素素     2024-6-17

在李显龙主政的20年间，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在这位“老华校生”的关注下，即将无以为继，竟然还有人腆着老脸高喊“惠我无疆”，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请恕素素孤陋寡闻，只听过“惠我良多”，没听过“惠我无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6月12日在新达城会展中心四楼举行千人晚宴，向5月15日卸下总理重责的国务资政李显龙致敬。作为华社的一分子，《联合早报》特地制作视频在晚宴上播出，回顾李显龙担任总理期间对华社和华族文化的关切与贡献。视频提到，李显龙为新加坡奉献了他最美好的青春，以智慧与担当守护这个岛国，光耀这座城市，‘华社以他为傲’。晚宴主办方也向李显龙赠送103岁本地书画家林子平的书法作品‘惠我无疆’作为纪念。”

这就奇了，“根据之前的报道，从1999年到2019年，华族小一新生在家讲英语的比率已经从42%增加到71%”——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李显龙执政的期间，为何这些舔痔之徒能称“惠我无疆”呢？

上网查了查“惠我无疆”，才知道是《诗经•周颂•烈文》，全文如下：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

翻成白话：诸侯光明有文德，赐予这些福和禄。对我惠爱无疆际，子孙后代享安宁。对你国邦莫大害，仅将周王来尊崇。周王念此大功勋，诏令承袭善祖业。莫与他人起纷争，四方各国承训导。德行崇高极显耀，诸侯群集来效法。呜呼先王永不忘！

根据韩咏梅的专栏，她把新加坡的“华文人”分成四代（4G)：

1、“第一代的华文人，很大一部分是南洋大学毕业生，向来不乏各方面的讨论。上个月我的前老总林任君的专栏文章《未竟之业》，又引起一些回响。那段历史问题，我不在此讨论。”

2、我比较熟悉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华文人，这些是和我有共同情感记忆的同学、同事和朋友。稍微比我大一点的那些，在教育改制下，英文从第二语文突然变成第一语文，数学、科学、地理课本全改成英文，那些资质较好、很勤劳，又能花时间用功的，拉拔着跟了上去。好些上不了大学，但完成基本教育的，有一些技能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写新谣、唱新谣的朋友们，包括梁文福是第二代华文人的代表。

3、第三代华文人，是双语兼通的新加坡人。华文对他们不是包袱，而是优势。它未必是工作语言，它是一个能够直达内心的心灵沟通语言。就算不怎么阅读中文，但是华文之美以及各种次文化，还是能够吸引他们。

4、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代华文人……现在我们看到的20多岁学生，如果还以华语为主要用语，那他们多不在新加坡长大，而是近十年来到新加坡上学或工作的新移民或准移民。

以韩咏梅的观察，到了第四代如果还在“说华语”，已经不关土生土长华人什么事了，因为土生土长“双语兼通”的华人，很可能也不和他们的下一代“讲华语”。而仍然“讲华语”的新移民或准移民也不过稍微慢了一代，他们将来结婚，势必也不和他们的下一代“讲华语”。这样的“政绩”，如何抵得上“惠我无疆”呢？

严孟达的《说“农历新年”又何妨》

伍依     2022-1-30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严孟达的《说“农历新年”又何妨》（2023年1月29日，《联合早报》）尽说怪话，可以从南洋理工学院校园内因发生有人涂改“Lunar”为“Chinese”发了一通言论。

严孟达说，孙中山的确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之门”。但只说了一半，不说的是这扇“接轨之门”一开，西方国家成了各路军阀的靠山，混战起来了。

严孟达说，“这位‘一字之师’的身份引起了人们的联想”。什么“联想”不说，像是在写小说，让读者去“联想”。其实，严孟达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指“把农历新年定义为‘中国新年’是一项文化企图心，但这种企图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人自信心更强，但也因此变得更加敏感”罢了。

“企图心”虽说是中性词，可以是褒义词，也可以是贬义词，看情景使用。看严孟达说“这种企图心有强烈的排他性”，明显是贬义。

英文中“Lunar”意为“和月亮相关的”，词源为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露娜。“Lunar New Year”实际上是“Lunar Calendar New Year”的简称，直译成汉语为“月（历）新年”。中国传统历法（又称农历或夏历）同时参照了对太阳和月亮的观测，属于一种“日月/阴阳合历”，翻译成英文也应当为“Lunisolar Calendar”。所谓”Lunar New Year”的说法其实是因为西方的商家和政客有意想要通过拜年拉拢华人和亚裔群体，但是他们发现很多海外越南人和韩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的是“中国新年”，也不熟悉中国近代发明的叫法“春节”，因此出于“文化包容”的所谓“政治正确”创造出一个去中国化的说法——“月历新年”(Lunar New Year)。不得不说，这种叫法有些不伦不类。如今越南、南北朝鲜和琉球等儒家文化圈成员庆祝的新年和使用的农历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随着越南和南朝鲜独立建国，虽仍然使用着中国发明和赏赐给他们的农历，遵守着从中国传入的各种过年习俗，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过的这个年和中国有关，甚至还妄称农历新年是他们发明的。（物理学者、美国社会观察者戴雨潇《为什么农历新年不是Lunar New Year？》，2023年1月28日昆仑策网站）

无语羞问天：沉默不能，呐喊无声

吴韦材    2017-7-1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语文是一种浸濡式教育，必须与生活行为密切互动才能具有成效，这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就如所有婴儿也都是通过自己生活中的自然需求来学习母语。语文的群众推广，也只有让语文润物无声地通过其文化进入民间生活才能有望成为良性影响。倘若还是抱着一日和尚一日经地敷衍，难保又会像近日“光复”方言那样，弄成俗不可耐的搞笑闹剧，只会弄巧反拙让人失望而已。

众声喧哗中华文颓势不止

这些年来纵然当局依旧循例作出各类鼓励华语的活动，但我们的华文书写水平却从“日渐浅白”到“日渐苍白”已是不争事实。

以新加坡为非单一种族所组成的背景来看，除非个别种族对自己母文化拥有正确的尊重及价值认同，如若不然，在长年累月多元生活交流里要保养母文化亦不容易。加上新加坡经济模式为了生存必须朝向国际化，社会语境自然也就以英文为主，这环境下要保养单一民族的母语及文化，就比单一种族社会来得困难。

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其实就已是个多元文化汇聚地，对各族文化及语言的磨合我们其实不乏经验，两百年的历史也让我们拥有南洋岛国语言的风格成果，这些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印证了母语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除了各有其位同时也各有其独立价值，新加坡要继续成为一个成功多元社会，采取海纳百川共存共化的原则必须延续，才能培养出具有本土真味的人文气候来。

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其实早在战前及战后廿余年都有过坚实的水平。尤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坛一片蓬勃，华文文字媒体几乎就是当时华人的精神粮食，而在那些时代里，就读华校的学生也没遇过所谓学习母语的困扰。既是华人，用华语，书华文，是极其自然的事。再说那时要认的汉字，甚至还是繁体。

但这样的社会语境如今早已不再了。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所听到的多是各种变相华语，书写方面则更教人尴尬，年轻一代似乎连认字都有问题，能真正书写的也就益发稀罕。

没有母语语言环境的华文教学堪忧

在华文教学方面，情况更今非昔比，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而很多中学另辟高级华文，看似鼓励，其实是为方便那些已跟不上学习华文的新一代而分流。

笔者于2010至2012年曾受教育部邀派为驻校作家，进驻过10所中学及3所初级学院，来参与写作训练的基本是高华班学生，即使如此，交上的作文十有八九一看就是模式化美文格式，可想平日华文教学是何种模式，而模式美文毕竟还算通顺文字，遗憾是更多本地学生的书写能力就连通顺都说不上。

从几所学校的中二、三生交流里，发现他们对华文的态度是“其它更重要的学业功课繁重紧逼，就算很喜欢也无暇付出热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其实华文在今天教学里纵有各类增益性活动，但在学生心里并不看重华文。

向一些学校负责老师提及这情形，他们答案也几乎充满无奈，大部分学校之内的语境其实也就以英文为主，课室外食堂内此起彼落的学生生活语言也就是本地化的Singlish。至此我不仅深感到学校变了，其实早前那个华人华语的环境也早就变了。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稳定压倒一切 2015年大选有感

陆锦坤（怡和轩名誉主席）    2015-10-19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不管任何国家，缺乏良性制衡的政府都可能有随时变得腐化的隐忧，这不该被视为杞人忧天。人们应该审时度势，在必要的时刻适当地强化国家应有的制衡机制。

911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国内外都对大选结果感到震惊与意外，无法相信执政党能获如此大胜。这意外，其实主要是因一些选民与评论者对民主的意义及价值已有所认识，而产生了对民主进程充满希望之主观意识所致；再目见工人党竞选集会人山人海的盛势，远远超过2011年大选，故认定反对党中的佼佼者——工人党，应会有大收获。

事实上，若以变形虫似的集选区及其划分方式，且只有短短几天的竞选时间，加上执政党竞选开始前就已展开送“甜头”等竞选技巧，及铺天盖地的利用主流媒体大力进行有益于执政党的文宣活动：如强调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精神与功绩、大力强调国人须有危机意识等等，大选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同时，近年来执政党应用所有政府资源来加强政府与人民的沟通，并推行亲民与利民的政策，将一切有利于执政党的讯息传给人民。在这样的局势下，去理解现时新加坡选民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或许对选举结果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华人社会的“维稳”思维

当我们在探讨新加坡人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时，必须先了解传统华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选领袖时的最大不同点，即是华人盼望选到圣贤来领导，虽然五千多年至今尚无法寻得一位圣贤似的领袖，却依然迷信会有圣贤的出现。同时，华族传统对政治选择都以“维稳”为主旨，因为传统华族之个性基因具备“识时务者为俊杰”及如青蛙被置于逐渐加温的水中之无知与忍耐力，只有到忍无可再忍时，并在面对存亡之危急时刻，才会挺身而出，以革命方式寻找改变。

回顾华族历史，中国都不断以改朝换代的革命方式来解决政治纠纷。因此，只要政治局势尚可以维持眼前“生存层次”的需要，那就宁可委曲求全，以“维稳”大局为重。绝大部分新移民理所当然会有这样的心态，而“维稳”派多以“回顾过去，爱惜今日生活情况”来做投票选择。

触摸鱼尾狮的焦虑

朱崇科（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2015-5-3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2015年2-3月我会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小书，题目就叫做《触摸鱼尾狮的激情与焦虑》，主要内容分为五个板块：1.旧调新谈——叫华文提升太沉重；2.新加坡文化及认同；3.狮城脉搏：感觉新加坡时空；4.教育省思与大学精神；5.狮城之外：透视纠缠。归根结底，其实想通过多个层面缕述当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期间（2001-2005）的一些思考及其延续，补充纯粹学术理性认识的不足，从而感性触摸新加坡，同时也借自己的激情与焦虑互相映衬和反思。

关键词“焦虑”似乎说的已经很多了，我也不想再重复自己，再谈下去似乎已经苦口婆心乃至令人厌烦。问题在于，事实摆在那里，如果“不厌事实而厌写出”，的确又反映出某种心态的封闭乃至保守。那就不妨挂一漏万，继续焦虑同时也辩证一把。

双重边缘化

新加坡的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如今更是海陆空（尤其海运和航空）齐飞猛进、令人惊叹。毋庸讳言，在文化上，由于开放包容和各色殖民者的轮番“洗礼”，日后选择了国际语言——英语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新加坡更是呈现出左右逢源，甚至东西通杀的便利和得意来。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危机也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从文化上并未真正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没有充分的主体性，而且总是得意于表面的类似于鱼尾狮的“上山下海”品性，但其实令人警醒的也可能是类似于蝙蝠的“左右不是人”——也即，双重边缘化危机。实事求是地说，新加坡有其存在的夹缝性特征(in-between-ness)，原本也是利弊并存的。

多语学习和保持的官方强调更多是平衡了政治的纠葛和可能危机，但对于精深文化的传承作用不大（那需要真正的血液语言来承载），比如新加坡就有不少语言学者开始顺应上意，探讨如何把华文当成外语来教，或者是本末倒置，更强调教学法。孰不知一门语言的学习，对于外在来说，首先是环境习得；对于内在的学习主体来说，首先是兴趣；而对于学习内容来说，耳濡目染是必要的，同时真正的文化经典必然是艰涩和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从此角度看，目前新加坡的很多华文及所谓的双文化学习更多还是流于口号，毋宁更反映出焦虑的实质。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新加坡华文教育消失的历史真相

伍依    2014-11-18

当行动党政府一再指责华校是培养共产主义温床的时候，指责华校生是共产党人或亲共分子的时候，指责维护华文教育是华文沙文主义的时候，是不是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党“把一切问题归咎为”共产党的“邪恶算计”？“让民众觉得唯一可怕的事情便是”共产党“的入侵”？行动党刻意渲染共产党的所谓暴力、民族冲突来吓唬人民，来逃脱使华校消失的责任？

2014年11月11日《联合早报》第四版报道，陈振泉说:“何元泰是因为在竞选期间发表煽动群众的言论，例如政府要‘消灭’华文以及政府的一大成就就是‘扼杀华文教育’等。”我们不知道政府是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还是要“扼杀华文教育”，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华校没有了，华文教育没有了，华文教育的整个体系更没有了，这一切已经送进了博物馆陈列（有勇气陈列吗？）前不久在华侨中学展览的“消失的华校”就是明证，任何人，任何理由也掩盖不了。

我们不看一个人怎么说，怎么做，而是看结果是如何。华校的消失，南洋大学的关闭，不管政府怎么解释，是大势所趋，是家长只送孩子去英校，华校才自动消失；还是政府刻意所为，让华校消失，南洋大学因为没有生源，或仅能招收次等生，才关闭南大，那么，何元泰即使有说“政府要‘消灭’华文以及政府的一大成就就是‘扼杀华文教育’”结果是一样的。

从政府官员的辩解来看，行动党政府从来没有刻意消灭华校，而是要提高英文水平，与国际接轨，掌握了英文，才能学习科技。新加坡的现在的经济成就，就是因为全民学习英语的结果。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1961年的华校生中四罢考，1962年华校中学生的罢课，就是因为华校生挺身而出捍卫民族教育，反对和抗议行动党政府要将华校改制成英校。1963年2月2日行党政府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1963年9月26日凌晨，镇暴队冲进南大校园，数百名武装警察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逢人就打。

1965年南洋大学开除85位学生，其中43位境外学生被禁止进入新加坡。1965年10月27日，南大校方在政府的指示下，开除85名学生。1965年10月28日，南大学生宣布罢课，罢课历时39天。1965年11月20日，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同日，镇暴队冲进图书馆，痛打在图书馆自修温课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