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四）

新加坡文献馆   2019-7-2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492

1953年1月30日，《海峡时报》读者 RADIO SCIENTIST Singapore 〈大学一位科学家的观点〉：可能成立华人大学的议论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星期五晚将会有陈祯禄与悉尼副校长的电台辩论。从过去数天的新闻报导来看，新大学的教学科目，办学目的，师资如何等等问题的争论是不会停止的。我想陈祯禄应该会回应这些质疑。一个肯定的事实是，之所以要办新大学是因为华校生和英校生不同在马大入学要求上会面对困难。这个问题必须由教育部与华人社会在中学体制上解决。华人社会的资金可以用来培训华校教师以英文教学。让数百名教师到英国接受训练。这可以使到华校生适应马大的入学考试。目前已经毕业的华校生可以再接受一年的免费英文训练。大学也可以暂时放宽华校生的入学要求。

眼前的许多教育问题是体系上的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中学体系，而不是放低高等教育。后者的解决方法会带来更多弊病。先认识华人大学是什么大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华人文化？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要的，那么，最好是在马大开设一个中文或者东方文化部门。这和伦敦大学的东方文化部一样。但是，我想陈祯禄与其他华人领袖一样是要成立一所使用华文媒介语的大学，教学除中文之外也有其他的科目。换言之，重复一所以华文教学的马来亚大学。我认为这是非常的荒诞。马来亚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也有广东人，海南人和潮州人，他们使用一个合成的语言——普通话，那就像是英语一样都是外来语文。我们会在新大学使用这种语文？我希望不会是如此，肯定的，完全没有这一种先例。在威而斯与苏格兰的大学都是使用英文教学而不是在地的语言。据我所知，英联邦内的所有大学都是英文教学，没有例外。改变这个惯例是一种倒退的过程。有明显的理据。即使是印度已经独立三年，大学还在使用英文。印尼的教育也要把本地语文改为使用英文。大学传授文化与教育。威而斯的讲师期待会在剑桥，必斯垛或者马来亚成为教授。而马来亚的教授会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为加拿大，美国，或者大不列颠的高级教授。脑智力的交流必然受到影响，如果讲师的语文只是威而斯，淡米尔，或者印度方言。要在马来亚创办使用普通话（不是本地人的家乡话）教学的大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这犹如创办第二所使用世界语教学的伦敦大学，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种的教学语文。

我显然不比别人更有资格谈论大学教育，但是我十分关心大学的科学教育。我希望这一课题能够引起新大学创办人的注意。第一，没有任何科学文献是以普通话或者福建话来发表。几乎所有的标准与高等教科书，化学概论，研究文献与期刊都是以英文或者德文发表。完全没有中文译文。即便只是翻译几本主要的化学研究文献就需要花费过千万元。第二，我怀疑中文是适当的文字可以用来进行科学知识的交流与沟通。在古老中国可以慢慢的通过穷年累月学习9000个字与22000个概念。但是，中文无法适应急速变更的科学知识。化学有已知的五十万个元素组件，得先懂了这些基本才读懂化学。我想学英文与德文会更容易。几千年前，中国人的山字与石字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如今，地理上有两千种不同矿物质。一个字已经不行了，我们必须为两千种矿物质的每一个物质命名。第三，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如何看待华人大学的理科毕业生？我们可以吸收一些好的会英文的医学毕业生，化学师，工程师，他们可以到政府化验室，工厂，私人公司。他们也可以到其他英联邦地方工作。但是，一个即便十分杰出的化学师，如果只会中文，他的出路是有限的。中国的出路已经封闭，将会是长期的如此。中文的理科毕业生在世界上完全没有出路，除非他使用流利的西方语文。

末了，有关师资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局限在华文教学。我们去那里找到高资历的好教授与讲师，聘请那些具有国际地位的学者能够提升一所大学的声望。我不呼吁华人社会放弃对新大学的支持。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支持现有的大学。我鼓励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但是，不会从族群的意识鼓励华人，他们应该知道族群意识的危险何在。我诚恳的呼吁华人领袖不要过激的要尽快成立一所只使用中文教学的大学。虽然可以解决目前短暂的中学生升学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创造了一所被孤立的大学，毕业生无所适从，没有就业的出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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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一）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二）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三）

特选中学40周年 预防拐杖心理养成

廖丽颖    2019-3-15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315-2542

社会似乎对特选中学产生一种拐杖心态，不愿意去正视整体华文水准滑坡的现实，还幻想特选中学跟传统华校一样，是本地华文水准的中流砥柱。

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简称SAP40）推介活动于2019年2月23日举行，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中学成立40周年，算是本地教育界的盛事，教育部长王乙康出席了纪念活动，在演讲中肯定其贡献，并为其辩护，显示社会上还是有一股不小的质疑声音。

王乙康（前排中）今早，我们庆祝了特选学校的四十周年。马炎庆高级政务次长和刘燕玲高级政务次长也同我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也都是特选学校的校友。（王乙康面簿）

追溯历史，这股质疑特选中学的声音，离不开当年人民行动党同受左派政治影响的华文教育之间的恩怨，其中也包括受英殖民地教育的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态，进而否定华文教育的价值。

这些都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基本失去了意义。本地的华文教育已经走入历史，仅存的特选中学也独木难支，新加坡华文水准江河日下，也不是什么秘密。倒是《联合早报》社论在评论时，反省了用经济理由来支持母语教育的做法，有一些新意。

无论中国有没有崛起，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母语教育的功能更多在于培养身份认同。但是这也因为此前错误的语言政策，而变得荆棘满途。当年无论是殖民地英校还是民办华校的毕业生，维系华社身份认同的反而是各籍贯的方言。

不懂华语的公务员能够通过方言，保持其草根情感联系。随着方言被强力打压而式微，这个语言纽带也断裂了。今天的“英校生”对特选中学的质疑，因此反而存在不易妥协和沟通的断层。阅读全文»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献给土地的青春岁月——读程异小说《紧急状态》

陈丁辉（新马历史学者）     2018-1-21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程异掌握双语，又深具历史的敏感度，加上他的文字功力深厚，《紧急状态》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作者在史实方面下了苦功，有典有据，基本无误，细节的误区无碍于架构。

程异

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紧急状态”四字特别容易吸引我的注意。因此程异(Jeremy Tiang)的英文长篇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甫出版就立即进入我的阅读书单。主流媒体相继刊登书评，也给予作者相当高的评价，甚至称之为当代探讨“紧急状态”时期最好的新加坡小说家之一。我也希望经由小说，了解新加坡的新生代作家如何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呈现这段微妙而敏感的历史。

看小说如何呈现微妙而敏感的历史

作者透过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以及泰国南部的七个角色，带出新马两地自战后以来就缠绕不清的历史，寻常百姓在国家论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纠葛。故事从马印对抗说起。1965年3月10日新加坡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发生爆炸，虚构人物Mollie在该事件中罹难。作者随后以倒叙手法带出她的哥哥Jason（当时15岁）和女主人公秀丽（Siew Li，当时14岁）两名中学生相识相爱的往事。两人来自不同的教育源流背景，但在那个炽热的1950年代，很多学生投身反殖运动，来自南洋女中的秀丽也在其中。小说把那个从火红到湮灭的年代一一牵引出来，包含在新加坡方面1954年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役法的学运、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1963年针对社阵的大逮捕（冷藏行动）乃至1987年针对马克思主义者阴谋的逮捕（光谱行动）；以及在马来（西）亚方面1948年冬加里(Batang Kali)的大屠杀事件、1950年代新村迁徙和集中的戒严年代、1969年涉及种族残杀的“五一三事件”等等。这些跨越世代的历史，都是小说人物的亲身经历。

Jason是一名优秀的英校生，大学毕业后出任公务员。他代表那个世代大部份英校生的典型：专注课业、对政治冷漠、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旋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他心仪的对象秀丽则是热血的华校生，她有追求改革社会的理想，曾因参与学生抗争活动而被捕、判刑，出狱后和Jason结婚，婚后生了一对双胞胎(Henry和Janet)，过着普通家庭的生活。但秀丽没有放弃追求社会公义的信念，持续关怀弱势，也到工会帮忙。不过这一家四口美满并不长久，1963年初秀丽接到昔日战友的通知，还来不及告别初生的孩子们，就为了躲避逮捕，被迫过着流亡生涯。她逃离新加坡潜入马来半岛，辗转进入森林参加马共的游击队，继续投身反殖战斗。她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马共的斗争没有成功，部队滞留在马泰边境，她的理想终究是未竟之业，她也病殁在异乡。她遗落在新加坡的家庭不再完整，Jason和孩子们从此没有再提起这个不告而别的母亲！

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

新加坡文献馆    2018-1-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265

《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第十六章语文教育的争斗，白纸黑字浓缩了对华校生的不公平，不合理和消极否定的偏见心态。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虽然，李光耀承认，是华校生动员的华人选票把人民行动党推上新加坡政治舞台，然而，李光耀终其一生，改变不了口出恶言，污蔑与诽谤华校生的劣根性。在李光耀的历史论述里，华校生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就是滋生共产党人的温床。

李光耀对华校生是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是共产党人温床的指责，从来没有给出真凭实据。与之对比下，独立学者之历史文献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却铁证如山的提出了正好相反的史实。

1、张杨 (2015)《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陈六使……“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

毫无疑问，根据英美官方的政治判断：东南亚华人关心的是文化中国，不是政治中国。

张杨 (2015)：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

其实，李光耀除了不愿意在政府财政上支持南洋大学之外，更受到本土政治斗争的内在因素之巨大影响。简言之，李光耀把南大定调为共产党温床的目的，是寻求西方世界在冷战思维下的政治认可。换言之，打击南大即可以消灭政治竞争对手，也同时争取西方政治的支持。对李光耀而言，这正是典型之人民行动党所谓的赢了还要再赢之双赢结果。

可见，李光耀给予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主要还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作和需要。那也就是说，李光耀全面颠覆了历史真相；把文化中国彻底的全盘曲解为政治中国。阅读全文»

奇人奇书——陈国相和《我的南大故事》

林康      2018-1-13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奇人奇书。有一个奇人，埋头写了一本奇书。

这里要说的，是陈国相新近出版的著述：《我的南大故事》(My Nantah Story by Tan Kok Chiang)。

奇人，为什么称奇？

先说奇人。

此人长相端正。四平八稳的“国”字脸，一贯的书生气，略显清癯。随着年岁增长，揉进了几分慈眉善目。斯文、敦厚也许，奇形异状未必。

所以称“奇”，不在外貌。奇，在他的生平与经历。年轻伊始，传“奇”至今。

1950年代，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出台“国民服役政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规定当地年龄介于18至20岁的青年向当局登记，被择中的登记者须入伍接受军训。政令一出，民间哗然。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征兵之举，1954年5月13日（原定国民服役登记截止的翌日）在皇家山脚和平请愿时，遭警方暴力驱散。四十名学生被逮捕（事后再抓捕八人），近百名学生受伤（被警棍打破头，或被推搡跌下沟渠）。殖民当局的蛮横激起义愤，受到舆论谴责，引发学潮波澜不断。说理无门的学生，先在中正中学集会（经劝阻后解散），后在华侨中学集中（从6月1日延续至6月24日）。最终，为捍卫学生权利，议决组织成立了“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

当时，他是莱佛士书院的英校生。华校中学生五一三和平请愿，本来理所当然没他的事。不料他两个在华文中学（公教）念书的弟弟，因为反对征兵被学校开除，他于是决心要把这一切探究清楚。

就这样，从此开启了他的“奇人之旅”。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导言

伍依    2017-6-28

李光耀的回忆录，把历史事件碎片化，割裂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选择性介绍历史事实。回忆录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是经过李光耀的精心整容，割裂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化妆品，有意引导读者对历史的误解。因此，读者别想能从李光耀回忆录中得到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正义的感召，更别想能感受到当年在抗日反英斗争中所激发出并能延续至今的巨大精神能量。

历史就像镜子，对历史照得很清。但是，主导历史书写的人比镜子更厉害，它会让多数人无法照着镜子去认识真实的历史。因此，看历史，要去伪存真，才能看清过去，预测未来。李光耀生前死后都被奉为没有半点瑕疵的光辉顶点宇宙至尊，是“新加坡之父”，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的发达。李光耀对自己的政治能量颇为自负，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的错误，就别说罪过了。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年—1965年）》和《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是李光耀的最重要著作，这一著作是作为李光耀的宣言而写的。

作为李光耀一生有着很真实的记录的回忆录，主要内容涉及作者对从出生、家庭到走上政治舞台中心的回忆，兼及他从事内阁事务担任总理的经历。他在书中对当时政治人物的深刻描绘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发生的人和事，而要想更好地理解李光耀的思想，回忆录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虽然自称“从来没打算写回忆录”，但“年轻人会喜欢读我的回忆录”，“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但正是这些事件使得李光耀能够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他对一些政治人物的细节描绘和恶毒歪曲勾勒出一个个政治人物的肖像画，他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李光耀的“历史”的真实。当然，立场的不同使得即使标榜客观的描写仍然夹杂着主观倾向，与李光耀相反的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们。

李光耀很怀念“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所以他从来并不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从来也没有和英国殖民者做过斗争。相反，倒是帮助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反殖力量，他对反殖力量的贬低见诸笔端，他对左翼和社会主义者的敌视更是十分明显，而他对自己的政敌或者其他政客的描绘也能够让人看到他自己的偏见。李光耀脱离历史特定环境去评价特定历史事件的行为，是在耍流氓。

李光耀以其偏见和敌视的眼光描述左翼运动及其领导人，他深知没有左翼领导人的协助，单靠他们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海归，“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二）

周维介    2017-1-22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校心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众人心中，“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接到提问：“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会显影心头。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的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