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的“新加坡又遭排斥”

伍依    2021-12-20

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新加坡被拒之门外。《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发表《社会主义国际到民主峰会：新加坡又遭排斥？》（2021年12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说“一些被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也入选了，而新加坡竟然不在其中，有些人因此感到失落，对自己的国家‘落民主孙山’心忡忡”。

林任君说“没受邀又怎样？有什么大不了？”这就对了。被“民主峰会”“排斥”，应该是李显龙之幸。如果被邀请，像巴基斯坦一样拒绝参与，老美的脸色不好看；接受邀请，又违背了不沾边的承诺。难哪！

人民行动党被“排斥”何止这一次。

第一次被“排斥”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1961年1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

由于行动党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与其他与会政党不同，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拒绝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行动党五名代表帝凡纳、拉惹勒南、李炯才、易润堂和拉欣伊萨退席抗疫。拉惹勒南还故意走向大会主席，高喊“谢谢你，共产党会议！谢谢你！”

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对于行动党代表退出会场，发表污蔑性谈话表示谴责，并基于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大力推崇马来西亚计划，深信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因而议决将它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资料来源：《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

被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北婆罗洲、新加坡五邦社会主义主义政党开除，自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人民行动党又一次丢失了尊严。

人民行动党成了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孤儿，无法驰骋在国际间，只能缩在弹丸小岛上顾影自怜。

对于一向傲慢自大的行动党人来说，个中滋味是党外人无法体会的。为了有效实现战略止损，行动党人除了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从经济成就来杀出一条血路，以傲视国际，已经别无它途。

第二次被“排斥”是林任君的友人提出的“1976年人民行动党被社会主义国际踢出来”。

所谓“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I)”。起源于1864年（第一国际），1951年7月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成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继承者。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上宣布原则纲领，决定章程，选举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决定接纳新成员和改变旧成员的身份。社会党国际是一个交换情报和经验、表明共同立场的组织机构，宗旨是加强各国社会党的相互联系，通过协商方式求得政治态度的一致。对参加成员没有组织约束力，不硬性规定各成员执行它的决议。

殖民地年代为本地教师争取平等权益的沙尔玛(P.V. Sarma)

从夜暮到黎明     2020-5-1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5/pv-sarma.html

1989年底，马来西亚、泰国和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超过40年的马共武装斗争画上句点。

马共及外围组织曾经吸引不少反殖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加入，和平协议落实后，一些前党员回到新加坡，包括印度籍人士沙尔玛(P.V. Sarma)。

2006年新加坡教师工会(STU)的周年庆，特别提起沙尔玛和曾任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为本地教师争取平等权益的事迹。两人都因参与左翼的反殖斗争而被逮捕，获释后蒂凡那继续组织工运；至于沙尔玛，最近通过他的长子拉维(Ravi Sarma)的追溯，让我们见识了这位异族同胞的经历。

争取改善教师待遇

沙尔玛的父亲于1923年在加东开设私立小学，为华印巫族提供与白人同等的教育机会，父亲力争平等的正义感深深影响着沙尔玛。

沙尔玛在圣约瑟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受教育，专业是英文教师。偶然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加深他对殖民地的不满。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以教师为例，本地教师的薪酬比白人低，教务工作却格外繁重。此外，女教师结婚后职责照旧，薪金福利却下调至最低级别，理由是照顾妻儿是丈夫的责任，女人不需要赚取太多零用钱。

1946年，29岁的沙尔玛和一群老师创建新加坡教师工会，借用马来亚民主同盟（二战后成立的第一个反殖政党）设于桥北路331号的会所。沙尔玛担任创会秘书长，立下的目标为：教师有责任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工会必须保障教职员工的基本权益和福利。如今该宗旨仍能与时俱进。

沙尔玛在桥北路马来亚民主同盟新加坡总部外面的骑楼下，这里也是新加坡教师工会的临时办事处（1947年）。图片来源：拉维•沙尔玛(Ravi Sarma)

1951年，沙尔玛和蒂凡那分别担任教师工会主席和秘书长。由于两人亦为抗英同盟（马共外围组织）成员，政府引用紧急法令将他们拘捕，沙尔玛被关在圣约翰岛上。

桥北路的奥迪安戏院拆除后兴建奥迪安大厦(Odeon Towers)，这里是马来亚民主同盟与新加坡教师工会的临时办事处的原址。

回到印度继续反殖

政府有意收拢沙尔玛，让他到英国修读高级学位，日后留在民事服务，沙尔玛以“不可能为殖民地政府欺压人民”为由而断然婉拒。本地民众呼吁政府释放沙尔玛和其他政治犯，政府只好按照一贯的“出生地”的处理方式，将沙尔玛驱逐出境。1952年11月27日，警察押送着沙尔玛登上客货轮Rajula号回返印度。

辞行时，沙尔玛被严禁跟人交谈，只能挥手告别。记者问沙尔玛的父亲他的手势的含义时，父亲说儿子希望能够回来，看到不一样的新加坡。他也要求父亲转告同僚，别放弃争取应得的权益。

回到印度后，沙尔玛继续从事教职，召集一批年轻人出版英文刊物《Malayan Bumi》，声援新马的所有反殖活动，马来亚联邦政府将沙尔玛列入黑名单。1966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北京代表团成立，沙尔玛被委任为团长后，新加坡亦发出入境禁令。阅读全文»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

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8-9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那些年来，从马来亚民主同盟，到泛马（或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人民力量中心的各个组织（含紧急状态下“被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到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等陆续站出来的政党，到各个职工会和学生组织，到提及或未提及的有名有姓的个人和无从提及的当年在广场上欢笑与夹道欢呼的诸多个人，1959年6月3日的“国庆”，这朵反殖初步胜利的鲜花，都有他们以血泪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浇灌的一份。

新加坡自治邦于1959年12月3日开始举行的效忠周，各阶层代表行经市政厅接受新任国家元首尤索夫依萨的检阅。

我们的历史意识，忽然变得空前强烈。空前，是不留余地的用词。这么说，貌似鲁莽，没有丝毫保留，其实不过针对全国范围连续长时间开展运动，进行历史“宣教”这个国家举措，做一个如实的写照罢了。

被淹没了的SG60

四年前（2015年），我们刚有过覆盖全国长达一年的SG50庆祝活动。这个“50”，说的是我们独立五十周年庆；源头是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于焉而生。今年（2019年），SG200(SG Bicentennial)纪念活动又来，同样为期一年，同样覆盖全国。这个“200”，说的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源头是1819年莱佛士看上了这个位处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据说，小渔村从此脱胎换骨，新加坡的现代化于焉开始。

说到周年庆祝或周年纪念，2019年本当还有一个 SG60，只是如今淹没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SG200下面，一时不见了。这个“60”，说的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庆；源头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这个“国庆”(National Day)，“全面”内部自治的民选政府于焉上台。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实际上，拿周年说事，被淹没的SG60，也许比淹没它的SG200要来得更顺理成章。它没那么久远，还有见证人在。起码不必为了给活动寻找正当性浪费许多唇舌，如目前这样，究竟是纪念还是庆祝、是登陆还是开埠、是200年还是700年，是尊重历史还是尊崇殖民，都要煞费思量地再三斟酌，解释折腾半天。

至于和SG50相比，SG60似乎也较有清晰而且喜庆的面目。SG60是一张张集体谱写成的大笑脸，人们兴奋上街,涌到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见证宣布实现“全面”内部自治和新的民选政府上台的群众大会，齐声发出众志成城的胜利欢呼（终于有这么一天）。SG50有的则是一副垂头落泪的哀容，从电视屏幕上播放出来，定格在国人的心中（怎么会这样）。

我们本来庆祝的是6月3日；然后，为了宣示马来西亚，变成9月16日。接着又提前来到8月31日，因为其他人都在8月31日庆祝。再下来，只好是8月9日了，这个8月9日不是我们愿意的，而是只得如此。

1966年8月9已已故李光耀以总理身分，在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庆祝第一个国庆时，就是这么说的，“We used to celebrate the 3rd of June”，以及“and then it had to be the 9th of August, and the 9th of August it is, not because we wished it to be but because it was”。话说得如此直白。

（尽管脱离马来西亚到底是被人扫地出门还是主动运作的结果，至今仍有不同的揣测和传奇。不过，从垂泪到“不是我们愿意的”，其内在逻辑总是一致的。）

1960年6月3日纪念第一个国庆的首日封（林少彬珍藏）

总说一句，6月3日没那么许多麻烦。它出现当天，肯定不伴随着凄风苦雨，而是在政府大厦前受到了众人的祝福。

在战后婴儿潮前后诞生的这些人，从那一天走下来，走呀走的，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地走过了那么些年，无人多加理会地又走过了那么些年；走呀走的，慢慢一点一点变老，忽然先后都有了尊称。先一批，被称为建国一代；当时还是少年或孩童的一批，被称为立国一代。

无论“建国”“立国”，如今俱已白头，也许眼花，也许耳背。而他们身上都有故事，也许亲历，也许耳闻目睹。

他们若开口，第一句话，估计多半将会是这样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建国说。

至于立国，其中早熟的，有不少当时也许已经跟在了父亲母亲、叔伯婶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后，屁颠屁颠地跑，口里一边叫着：

Merdeka。

分流不分流：40年的分流教育走入历史

从夜暮到黎明     2019-3-15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3/40.html

分流制度实行的首10多年，我以补习老师的身份接触过学术成绩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感受到精英的自傲自信与普通标签的自卑失落的强烈对比。但我觉得更多时候，这是学生被安置在某个框框中，自然表达出的相应情绪，就像龙游浅海，虎落平阳，没有机会展现特长一样。

王乙康教育部长宣布取消实行40年的分流制度。

明年起，25所试点学校可让普通源流学生从中二起，根据强项修读较高水平的地理、历史和文学科目。同样的，一些学生也可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较低水平的科目。例如，快捷源流学生可选修普通工艺程度的机器人科目。

从2024年起，教育部将在各中学推行科目编班，让学生根据能力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不再以“快捷源流”(Express)、“普通学术源流”(Normal Academic)和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来分班。

分流制度源自吴庆瑞

分流制度是吴庆瑞的产物，多年来社会上已经有许多质疑的声音。若追踪一下，不难发现分流制度以革命的速度全力推行，去分流化的过程则是缓慢渐进的。

吴庆瑞在任期间(1959-1984)，推行三大影响深远的政策：（1）国家经济方面，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2）国家防务方面，推行国民服役法令，由以色列训练陆军，台湾训练空军和海军；（3）教育制度大改革。

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三（后来改成小四）与中学分流、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提高教师薪金至专业水平。其中，分流制度引起最大的争议，因为它加深精英主义与社会分化。

“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Goh Report，吴庆瑞报告书）提出本地的教育制度过于刻板，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最终念到A水准。至于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都必须离校，等于浪费人力资源。

吴庆瑞报告书：教育损耗率。E: Enrollment 招生率，A: Attrition 损耗率，L: Leave 完成该阶段后离开。1970年代新加坡有29%学生没完成小学教育。71%升上中学，其中36%中途离校，21%完成中学教育后没有升学。14%学生升上高中，其中5%学生中途离校，4%完成高中教育后没升学。最后升上大学、Singapore Polytechnic, 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 和教育学院的只有9%。相比之下，台湾有20%大学毕业生，日本则高达38%。资料来源：NAS

1979年3月30日，国会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接受Goh Report作为新教育制度(New Education System)的基础。1980年，中小学分流制度全面执行。阅读全文»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祝愿老朋友方水双一路走好

陈新嵘     2017-2-5

方水双是林清祥在反殖民统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好搭档，在新马历史上留下不容抹去的贡献。

他的弱点是理论修养不足。50年代他在林有幅政府的牢狱里深受背景复杂的同牢房的蒂凡那所影响，以致被李光耀认为他“最软弱”。

二·二大逮捕被驱逐关押在柔佛州麻坡拘留营期间，他专心攻读英国学位，忽视难友们轮值的日常事务，给难友们留下的印象不佳。

七十年代他获准回到新加坡，他写文章吹捧李光耀的治国成就，未能看透当权者的反动本质及其险恶的一面。

他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坦率披露，50年代初他移居新加坡，是要摆脱马来亚的动乱，想找一块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没料到会挺身参与工人运动。他在自传中驳斥有关当局诬蔑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有人故意搬石头攻击警察挑起流血冲突”。这无疑是他出自良心和勇气，因而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五——背信弃义之徒

伍依     2016-7-5

为了铲除左翼势力，不让林清祥等左翼参加竞选，“30年后我在英国档案馆阅读到一些文件，却无可辩驳地揭露，反颠覆条款正是他主动提出，劝说英国人同意的。”（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而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却说：“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

李光耀和左翼搭上关系，要从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争取调整薪金谈判说起。《李光耀回忆录》中说：“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市议员AP.拉惹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却提出有力的证据，“我觉得难以想象，邮政工人或其工会组织，会自己找上门来，寻求他们付不起费用的本地最富盛名的律师馆之一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出任他们的法律代表……我的臆断是，这是特意为李光耀安排的，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大众人物。”因为李光耀身边总是有“一位颇为古怪的”英国情报人员阿力佐西“作陪”。

“1966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用巨大篇幅，刊登了李光耀先生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他（李光耀）说，三年半苦难的日子过去后，英国人回来了，却再也无法重建过去的威望和帝国统治。他们于是到处寻找有能力接管，却不会让共产主义取代的人们，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政治）的’。”（《方壮璧回忆录》）自己一再抨击左翼工会发动罢工，却说“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还对担任“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不难想象，李光耀在工人阶级中的亮相，是幕后精明的英国人在导演的。

从李光耀对林清祥的赞语中“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阴森森的一句话“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已经注定林清祥后来的命运。果然，“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自己的同志落选了，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1956年10月26日林清祥等约70人被逮捕，罪名是林清祥10月25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打警察”，演成暴动。事实是林清祥是号召群众不要喊“打警察”，要喊“默迪卡”，李光耀当时在场，明知林有福政府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对林清祥的指控是捏造的，却不发一言，默许林有福政府逮捕林清祥。这种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自私自利的面目已显露无遗。

另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

李万千     2016-4-4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36416

《生活在欺瞒的年代》是由傅树介医生撰着，由孔莉莎、黄淑仪联合编辑，而伍德南则将它译成华文，使英、华两种版本能够同时面世。新书一上市，立即获得舆论和市场的良好反应，预示了它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

读过本书的人一定会发现，它的内容不仅是傅医生个人政治斗争回忆录那么简单。正如傅医生在前言中所说的，本书是结合他的亲身经历，全面反映上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目的在于厘清真相，驳斥官方版本的新加坡历史论述。这也是当局警告前政治拘留者不得重写历史后，最直接的答复。

已届84岁高龄的傅医生，在其团队的鼓励和参与下，出色地完成这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傅医生最受不了的，是当局竭尽所能，把被释放的前政治拘留者定性为“被打败的破坏分子”。虽然饱受17年黑牢的摧𣧌，他仍然坚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政治操守。李光耀指责他“蔑视不屈” (defiant)，他却岿然不动！

敢于“藐视敌人”

傅树介大义凛然地强调：“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我作严格界分，绝不含糊。”正是这种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大无畏精神，支撑着许多像谢太宝（见图）和傅树介医生一样的大无畏者，以“坐穿牢底”的决心，战胜敌人的黑牢！

傅医生坚决否认新加坡前左翼政治拘留者是什么“被打败的坏分子”这个反动的伪命题，并以实际行动给予坚决的反击，这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

其实，只要斗争还在继续，暂时的失败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明白人民取得胜利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

社会主义斗争未完

无可否认，新加坡左翼在上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反对英殖民主义，为争取自治和独立，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由于李光耀的伪装、背叛和出卖，以及本身犯上错误，而宣告失败。但从长远来看，这场为实现更好美好社会制度的斗争，实际上仍未结束。

不论从新加坡、区域性或者是国际的视野出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谁胜谁负，或如何发展的问题，毕竟还没有解决。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世界金融危机频频爆发，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现经济发展的瓶颈，甚至面临破产的窘境；而中国则快速和平崛起，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也相对快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有谁会想到，在帝国主义的老大美国，会爆发99%的人民向1%大富豪宣战，这等深刻暴露帝国主义本质的大事件？又有谁会想到，在短短的三几十年内，中国就能够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