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五——背信弃义之徒

伍依     2016-7-5

为了铲除左翼势力，不让林清祥等左翼参加竞选，“30年后我在英国档案馆阅读到一些文件，却无可辩驳地揭露，反颠覆条款正是他主动提出，劝说英国人同意的。”（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而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却说：“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

李光耀和左翼搭上关系，要从新加坡邮政电报制服职工联合会争取调整薪金谈判说起。《李光耀回忆录》中说：“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市议员AP.拉惹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傅树介医生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却提出有力的证据，“我觉得难以想象，邮政工人或其工会组织，会自己找上门来，寻求他们付不起费用的本地最富盛名的律师馆之一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出任他们的法律代表……我的臆断是，这是特意为李光耀安排的，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大众人物。”因为李光耀身边总是有“一位颇为古怪的”英国情报人员阿力佐西“作陪”。

“1966年6月10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用巨大篇幅，刊登了李光耀先生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他（李光耀）说，三年半苦难的日子过去后，英国人回来了，却再也无法重建过去的威望和帝国统治。他们于是到处寻找有能力接管，却不会让共产主义取代的人们，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政治）的’。”（《方壮璧回忆录》）自己一再抨击左翼工会发动罢工，却说“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还对担任“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不难想象，李光耀在工人阶级中的亮相，是幕后精明的英国人在导演的。

从李光耀对林清祥的赞语中“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阴森森的一句话“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已经注定林清祥后来的命运。果然，“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自己的同志落选了，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1956年10月26日林清祥等约70人被逮捕，罪名是林清祥10月25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打警察”，演成暴动。事实是林清祥是号召群众不要喊“打警察”，要喊“默迪卡”，李光耀当时在场，明知林有福政府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对林清祥的指控是捏造的，却不发一言，默许林有福政府逮捕林清祥。这种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自私自利的面目已显露无遗。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四——民族罪人

伍依    2016-6-28

李光耀英文至上的语文政策，是试图以同化的方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特征，这就是世上罕见的本民族消灭本民族语文的真正原由，也是李光耀史无前例的政治成就。

李光耀知道，单凭他们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海归，“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

1954年5月13日发生的学生运动，七个学生被法庭判了罪，这给李光耀带来了机会。靠着邮政工人罢工，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件先后取得胜利，使李光耀名声大噪，“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华校生便“到我家里来”，“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在《李光耀回忆录》里，李光耀却诬蔑华校生“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刺激政府‘迫害’他们。”“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李光耀忘了当时的“政府”是殖民政府，反对殖民政府不是正义的吗？难道学生“蔑视”殖民政府有错？对于警察打伤三十余人，两人被打破头颅却故意落下不提，造成读者错误的印象，以为是学生采取暴力，警察却是和平的。

据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黄信芳说，当他访问内政部管辖的CID时，看到了“在一个密室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用黑布遮盖住的照片，一掀开才发现照片中有警察殴打学生的镜头，有福利工潮警察镇压工友的镜头，还有许多游行队伍人群的照片等等。”（《黄信芳回忆录》）。贵为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吗？有照片为证的事实，李光耀就是不提，用心何在？

“5•13学生运动，原本是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国民服役政策，拒绝当炮灰，自动自发捍卫自己利益的行为，家长也因反对自己的子女为英国佬卖命，积极支持子女的行动，却遭到殖民政府的残暴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李光耀诬蔑“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完全足以说明李光耀的反动立场。李光耀不但不提及五一三事件特定的社会基础的前因，即华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遭遇到英殖民政府之极为不合理的对待，才获得大部分华社支持的根本原因，反而极尽污蔑之能事，说学生使用暴力，致使警察受伤，而学生受伤，自己为被控上法庭的学生辩护却一字不提。

对殖民地政府镇压华校生，李光耀不无惋惜地说“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把华人社会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歧视说成是“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李光耀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

真相与和解会有实现的一天吗？

作者：张素兰    译者：新国志    2015-12-2
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function8ltd/photos/a.350454085131572.1073741847.350013055175675/526042910906021/?type=3&theater

黄信芳

黄信芳，前人民行动党立法议会大巴窑区议员、于2015年12日1日在泰国逝世，享年81岁。

黄信芳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英同盟成员。1954年他加入人民行动党，并当选为农民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也是行动党大巴窑支部主席。1957年他当选为市议会议员。1961年他退出行动党加入社会主义阵线。

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有超过133名反对党和职工会成员、学生和其他被视为威胁行动党生存的人被捕。黄信芳与其他五位立法议员陈新嵘(Chan Sun Wing) 、梁景胜(Leong Keng Seng) 、刘坡德(Peter Low Por Tuck) 、王清杉(Ong Chang Sam)和S.T.巴尼(S.T. Bani)的名字虽然出现在政治部的逮捕名单上，但并未被捕。根据历史学者Geoff Wade的说法，内部安全委员会拒绝批准逮捕他们。尽管如此，黄信芳还是把妻子和女儿留在新加坡，只身逃到印尼。他从未想到流亡会超过半个世纪。

黄信芳一直想回返新加坡。但是，他拒绝签署任何“安全声明”作为回国的条件。“安全声明”是要他谴责共产主义。黄信芳向来坚持自己参与了新加坡的政治活动。最初是抗英同盟成员，然后是行动党党员和市议员。他曾当选为行动党立法议会议员，最终加入社会主义阵线。他的被迫逃亡迫使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舐犊遗憾──《星国恋》的流亡叙事及其他

潘婉明    2014-10-28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1028a/

流亡、政治和个人生命史经常是盘根错节缠绕的共同体，《星国恋》是个主打舐犊深情与遗憾的流亡叙事。新加坡政府禁映这样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权纪录片，却使国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满足好奇心的举动，变相地为原来受限于小众的传播形式，进行了“国家级”的宣传。许多人心里有数，《星国恋》与其说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元素，毋宁说此举乃另一种舐犊情深的表现。

在国外影展屡获奖项的人权纪录片《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经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审订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级别，顿时未映先轰动，特别是当该片在邻国马来西亚几个城市公映时，吸引不少国人越堤观赏，挑战了边界对禁令的效力，也相当程度呼应了影片所突出的流亡与疆界主题。

《星国恋》被禁映的消息传出，许多人为文谈论政府此举及其必要性，除了网志、布落格贴文外，连官媒也刊登了数篇观点还算中肯的时评，一时热闹极了。而政府方面则有最高规格的回应，总理李显龙指马共的斗争是暴力，他们假议会路线之名行武装夺权之实是已无异议的历史记录，尽管有人为了取得博士学位而持相反的观点。

《星国恋》定位为人权纪录片而非历史的。片中乃以9位流亡者（及其他政治扣留者、家属）的生命经历为主轴，贯穿连结成一篇流亡叙事。 9人分居伦敦、曼谷、合艾和勿洞等地，他们分别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不同的政治事件中逃离新加坡，其中6人具有马共身份，有两对是夫妻。除了上述地点，导演陈彬彬还奔走在新马泰各地采访其他人士，出席新书推介、丧礼及追悼会等活动。本土左翼历史是陈彬彬多年关怀的课题，《星国恋》只是这个关怀的进一步探索和跟进。因此，它所呈现的面貌，理应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成熟的思虑。而我看不出来，《星国恋》在整体构思、取镜和剪接上有太鲜明的政治意图。

生命点滴为主轴的流亡叙事

《星国恋》主述流亡。片中的流亡叙事以生活点滴而不是政治，甚至不是历史为主轴。影片首先从何元泰的家庭生活展开，美食即乡愁；然后洪瑞钗医生叙述她与亡夫邱甲祥在流亡前夕结婚的经过；镜头转到泰南勿洞刘波丧礼的现场，黄信芳谈滞留或老死在异地的新加坡籍同志；接着陈华彪回顾他被扣留一年后作出逃离新加坡的决定；洪瑞钗再谈她35年的流亡生涯与乡愁；陈华彪说有朝一日，他要携着当年带出来的那两口皮箱重回新加坡；然后何元泰谈初到英伦的苦楚，因流亡身份年届60才敢组织家庭；陈华彪述说在英国学法，希望成为律师返回新加坡，而国家却褫夺了他的公民权；陈喜金和叶婉珍夫妇讲述为了躲避1963年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结果“被逼参加马共”，和谈后不得回返，惟有入籍泰国；洪瑞钗谈亡夫邱甲祥的家书，以及他坚定保有灵魂的意志，她从邱的实践和态度体会到自由价值无国界；何元泰的妻小得以入境新加坡，他却在长堤对岸望国门兴叹；他讲述要让幼子取得新加坡籍，未来回国服役，无奈条件不符；陈新嵘对着镜头宣读〈转籍随想〉；洪瑞钗从黎巴嫩的战火中体会到世代流亡者赖以求生的信念；陈华彪在吉隆坡办新书发表会；贺巾和苏世华夫妻谈部队生活点滴，他们作好战死的准备，没有想过分离15年后还可以跟孩子们重逢；在吉隆坡，洪瑞钗和朋友们共聚在林福寿医生的追悼会上；已故陈仁贵律师的夫人开车载着洪瑞钗前往探访赛·扎哈利(Said Zahari)；赛的狱友陈国防谈他系狱4年半释放，出国深造4年后复返，赛还在牢里；何元泰高龄94岁的老母来到新山团聚；最后，洪瑞钗假设若这一切都没发生，她应该会成为重要人物，赚大钱，生养孩子，免除母亲对她的心痛。

谁威胁了新加坡国家安全?

陈华彪    2014-9-12
https://www.facebook.com/ThatWeMayDreamAgain/posts/704251716320415

不管想象力有多丰富，显然地这影片绝不可能会危害新加坡安全。媒发局的论调，紧接着内阁部长的认可，是对新加坡人智慧的侮辱。因此引发强烈的抗议是意料中亊。

实在太奇怪了，新加坡花费了亿万元的军亊硬件来保护这岛国后，却如此脆弱到要禁止一部国际称誉，只拍摄了流亡海外者访谈的七十分钟长的影片来保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和稳定”。

在我续继说下去之前，请让我申明我与电影的关系，我是陈彬彬的《星国恋》中六位被访者之一，言外之意，也是被指危害新加坡的国家安全。

我对于导致我流亡伦敦的事件以及我对PAP的看法已经公诸于世人。而且记录在下列可在新加坡买到的书本中:

2012的《狮爪逃生》，2012的《烟幕与镜》，1987的《让人们来判断》和1987的《裁赃嫁祸》。

倘若在过去二十四个月内上述书本并没构成危害新加坡国家安全，为何突然间，我的影像和谈话会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问题也同样的关系到与我同样流亡伦敦的洪瑞钗医生与何元泰，他们也出现在影片里，《狮爪逃生》也详述了他们流亡的经过。

电影里也拍摄了前左派社会主义阵线的议员陈新嵘与黄信芳及他们的一些住在泰国南部同志的生活和看法。为了不受到迫害，他们在六十年代期间逃离新加坡，后来加入边境的共产游击运动。自从1989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西亚签署和平条约后落户于泰国南部。

文化通讯部部长雅国对于反对放映这部影片的说法都是令人十分费觧。

雅国说：“……那些选择离开新加坡并住在国外的个人，拒绝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解释，就不应该享有公共平台让他们发表歪曲与不确实的说明来误导公众，以宣称无辜或否认过去的活动”。雅国似乎不知道已故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曾在九十年代两度到访新加坡。他会见了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学术座谈会上发言，他的访谈过后也对外出版。如果陈平到访新加坡与可在新加坡购得的自传《我方的历史》，都不足以构成危害新加坡安全，陈平的同志们的影像和谈话又怎么会呢？

这是怎么回事，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

张素兰    2014-9-11
https://www.facebook.com/ThatWeMayDreamAgain/photos/a.296578130421111.71914.296552400423684/703547373057516/?type=1

陈彬彬导演的纪录片《星国恋》，是一部关于家园，更准确些说是一部关于乡愁的作品。这不是一部关于马来亚共产党，或者号召人们参加已经不存在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影片。这部影片也没有为马共歌功颂德。因此，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宣布将该纪录片定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级别，简单地说也就是将该纪录片列为“禁片”，既让人失望，也显得毫无道理。

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在其文告的倒数第二段中这么说：

这部影片访问的个别人，试图制造他们回返新加坡的权利被不公平剥夺的印象。实际上，没有人逼他们离开新加坡，也没有人阻止他们回来。政府曾经清楚表明，将允许前马来亚共产党的党员回来新加坡，只要他们同意接受有关当局盘问他们过去的活动，解决他们的悬案。其中若（有人）涉及刑事犯罪，则须依法面对制裁。——见http://www.mda.gov.sg/AboutMDA/NewsReleasesSpeechesAndAnnouncements/Pages/NewsDetail.aspx?news=639

这么说，意味着如果官员们不喜欢（影片中）接受访谈者说的话，就可以对一部影片颁发禁令。本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只要发表文告详细说明，就足以反驳接受访谈者的言论了。更何况政府掌控着媒体，它大可以泡制出更多像《动荡年代》(The Days of Rage)那样的片子，来批驳这些目前已八十多岁的受访者的论述。

1963年9月大选过后，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采取大规模逮捕行动，把许多人（包括三名社会主义阵线的当选议员）投入牢狱。为什么须要这么做，政府时至今日仍未解释清楚。黄信芳和陈新嵘，在这部影片中出现的两名当选议员，连同数百名其他人，就是由于当年内安法下的那场大逮捕，才成为政治流亡者的。他们全心全意协助李光耀赢得1959年的大选。他们参与1963年9月的大选并在选举中获胜，可是无从履行他们在立法议会中的合法职务。他们和其他人，包括作品丰盛的作家贺巾，以平和的、非控诉性的态度，在影片中述说他们的故事。他们对新加坡的爱，从他们今天的言辞和行为中充分体现出来。他们密切关注新加坡的动向，每日阅读报章，观看电视新闻。

祈愿政治流亡者早日回家团圆

新加坡文献馆     2013-2-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9457

光阴荏苒，白云苍狗，似水流年，这一些描述世事沧桑的文字的实际意义，对部分早年新加坡政治斗争历程的参与者而言，应该更是一种无奈的苍凉。是的，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眼皮底下瞬间消失无踪；在剩余的人生时间里，回家团圆的前景依然一片迷茫。

就在上周末，新加坡见证了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的50周年纪念日。芳林公园演说角落举行了纪念活动，讲台的右侧摆放了两幅布条，一幅呼吁“废除《内部安全法令》”，另一幅则要求“让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国”。

这两幅布条清楚浓缩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以及，当下集会活动的目的。

回顾一些陈年旧事，或许，会有助那些对新加坡真实历史，感到陌生的新生代，多了解一些早年的新加坡政治历史，尤其是李光耀在这些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新加坡为何必须废除内部安全法令？

内部安全法令源自1948年的紧急法令，也即是动用维护公众安全法规PPSO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的权力，是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用来打击所谓的颠覆社会安全的反殖民运动。1955年，法规正式成为法令，允许殖民总督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无审讯的囚禁扣留者。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马来亚的内安法令取代PPSO。

为此，内部安全法令的扣留者都被冠以颠覆社会安全的罪名，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持有可以在法庭上经得起考验的真凭实据，扣留者的政治身份就自然被判定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

由于，法令允许政府可以在不经过法庭的审讯情况下，长期的囚禁扣留者，于是乎，方便的成为执政者用来对付反对者的有效政治工具。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