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

李莫愁      2023-6-4

林任君说：“人工智能发展加速，公信力或是主流媒体最后的救命符。”——是错把对抗假新闻当成是新闻媒体公信力来源的全部。其实，新闻媒体要有公信力，除了对抗假新闻之外，还要报道“真新闻”——敢于挖掘真相，公诸于社会大众。而不是畏畏缩缩，怕得罪权贵，拿“公信力”当遮羞布；完全丧失人格，执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编辑方针。

【壹】

李总理5月22日首次确诊冠病，到28日检测结果转阴，他原已在5月29日恢复上班。星期四（6月1日）上午，他又在脸书公布冠病检测再次呈阳。他提起原本星期四上午要到登路的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出席开光仪式，但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他只好缺席。

官媒为了总理的病访问了医学专家，其实这个“病”应该问政治专家。李显龙的“复阳”，时间点有点蹊跷；根据他的脸书，那一日他原本要到登路的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出席开光仪式。如果他去了就会被安排和尚穆根站在一起，结果他缺席了。为了替尊者讳，有“公信力”的华文官媒就索性不报道；《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都没有丹达乌他帕尼印度庙开光仪式的新闻，当然也就没有照片，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联想。不报道印度教的祭祀活动，却报道光明山的“三步一拜”，似乎不是有“公信力”华文官媒的惯常做法，谁知隔天，竹林寺在于武吉甘柏体育场举办三步一拜活动，却又报道了，还拍了尚穆根和刘燕玲的照片。

尚穆根和维文因庄园豪宅被调查，维文销声匿迹，唯独尚穆根却没有停职反省，依然还是很活跃，“泼马”禁令一个接一个发个不停。过去几天他的行程如下：

1、为应对公共安全和国土安全挑战，内政科技局成立创新中心Hatch，广邀全球有潜能的起步公司和科技公司携手研发新科技或技术，为内政团队提供不同的创新方案。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星期二（5月30日）为创新中心“Hatch”举行开幕仪式。

2、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年度研讨会今年以“新中东与大国竞争的回归”为主题，尚穆根星期三（5月31日）受邀为研讨会嘉宾，大谈中东国家与美国和中国等大国的关系。

3、竹林寺在星期五（6月2日）卫塞节当天傍晚6时至晚上10时，于武吉甘柏体育场举办三步一拜活动。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出席活动，在首席法务法师戒如法师的陪同下，参与浴佛与礼佛。他在放飞象征和平、自由与慈悲的气球以启动活动后，捧着莲花灯绕场一圈。

一名品行受质疑的部长，却不受限制地趴趴走，而总理又不愿与他同框而称病，是不是耐人寻味？

新加坡人要在多极化世界游刃有余 保持双语优势至关重要

红蚂蚁/侯佩瑜     2022-11-14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21114-6706

2022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于8月9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庆祝建国57周年。当高空开始出现“红狮”的踪迹，现场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或相机，捕捉跳伞队员降落的精彩瞬间。（联合早报）

据新跃社科大学资深教授的研究，在新加坡的三大种族中，与华人和印度人相比，马来人的英语和母语双语读写能力最高。

该大学的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和中文部罗福腾副教授告诉《海峡时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但成功的程度因种族而异。

郭振羽说：

我怀疑本地华人社区仍然存在分歧。有使用并乐意接受华文华语的老一辈，也有排斥华文华语只依赖英语的一群人。

他说， 相反的，马来人在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上更加同质和团结，这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母语在社区中的地位。而且新加坡毗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也有助于巩固马来语在本地的地位。

马来语是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母语，宪法也定为国语，法律地位在其他官方语言之上。

虽然它的国语地位仅具有象征性，但新加坡国歌歌词用马来文写、马来语唱，新加坡国家制定的荣誉制度，名称也采用马来文，辅以英文；而且军队操练口令及有关典礼仪式用语也为马来语。

郭振羽补充说， 淡米尔语在本地使用得较少，原因是我国的印度同胞使用的是其他印度语言，这些语言都是由新移民从印度各地带入我国的。

其实本地的印度新移民多来自北印度，无形中也使本地印度族人口更加多元，分歧也更大。淡米尔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可说是岌岌可危。

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本地语言使用的数据也支持了教授们的观点。

本地华人当中，通晓中英双语的人口有62.3%。在马来族群中，通晓英语和马来语的比例为82.8%。在印度人口中，只有41.8%的人通晓英语和淡米尔语。

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本地居民在家的主要用语。有多达48.3％的五岁及以上的本地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交流，这一比例高于2010年的32.3%。

两位教授也说，在未来，新加坡势必成为一个在所有领域都以英语为主的亚洲国家。阅读全文»

回顾30年前的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兼记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

郭振羽（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8-4-2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从集体道德焦虑到“文化再生运动”

新加坡于1965年“挥泪”独立。面对在逆中求存的诸种挑战，包括失业、住房、交通、医药、教育设施等等问题，举国上下，励精图治，努力解决基本问题。在工业化政策下，很快实现初段经济起飞；同时进行都市重建，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通设施，初步满足了国民衣食住行的需求。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国”之列，平均国民所得在亚洲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可算是个小康社会了。

但是由于早期建国历程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精神和文化建设，在高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受到冲击，诸种社会问题（如犯罪、嗜毒、色情、离婚等）随之萌现，激起政府当局和社会领袖的反省和忧虑，乃出现了集体道德危机意识。

为了抗拒西方文化（当年称为“西方歪风”）影响，政府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几项社会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讲华语运动等，我统称为“文化重生运动”。这些“运动”都在1979年推出，而且长期进行，并非偶然，而是清楚反映新加坡建国历程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1980年代轰轰烈烈推出的“儒家伦理”运动，更是一个引起国际瞩目的特殊案例。

“八月群儒会星洲”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开始筹划整体教育改革的年头，先后提出了《教育报告书》（吴庆瑞）和《道德教育报告书》（王鼎昌），就中小学道德教育做出全面检讨，重新制定道德教育课程。

1982年1月，教育部宣布将在1984年推行“宗教课程”，中三中四学生须就五种宗教课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兴都教以及“世界宗教”）选读一科。一个月后，在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教育部宣布增加一门“儒家伦理”课程。当年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说他接到李光耀的建议之后，“苦思两个星期”，最后接受了李氏建议。

儒家伦理虽然只是中学道德教育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课程发展和师资训练。政府当局很快将它推动到全民公民教育和社会运动的层次。以这个“运动”发展之快，可以说是早已蓄势待发，影响不但及于新加坡华族社群，事实上很快扩及全国，甚至引起国际各界的注意。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新加坡华社就“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定义展开讨论

南洋视界     2016-2-12
http://sg.nanyangpost.com/2016/02/12.html

《海峡时报》指出，为什么说有必要定义或者凸显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区别于其他华人和其他地方的特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涉及到国家认同。近来的中国新移民的进入，可能迫使新加坡人，在与中国大陆的文化比较下，定义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是什么。

《海峡时报》说，正当华人新年来临之际，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在除夕团圆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捞鱼生”，以及吃凤梨酥和肉干。但是，在一些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的人士看来，这或许不是庆祝华人新年的传统方式。

其实，“捞鱼生”在新加坡不过几十年前才发明出来；而凤梨酥，也是其他文化节庆的食物，如哈芝节和屠妖节。不过，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吃水饺在华人新年（那里更多地称为“春节”）则是必须的食物。

熟悉中国的新移民可能会惊讶新加坡在传统仪式上的创新，而这些创新组成了新加坡节庆的基本部分，尤其是华人在新加坡是多数种族（占3/4）的情况下。

《海峡时报》指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海时说，之所以说提出这个问题正是时候，不仅仅是因为新年到来，也因为新加坡很快就有两个数千万新元建造的中华文化中心：一个是4400万新元建造的位于奎因街由中国政府建造的中国文化中心，中心在三个月前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揭幕；另一个是造价为1.1亿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其建造费的90%来自新加坡政府的拨款，并将于今年年底开幕。

这两栋同为11层楼的建筑，都是为了宣传中华文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加坡华族意味着什么？

也有很多人问道，这两个文化中心宣扬的是否相同的东西？

《海峡时报》引述华族文化中心总裁朱添寿说：“当然不是。”

中国文化中心揭幕时，65岁的朱添寿接受该报访问时说：“这并非重复，因为我们将宣传我们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他们宣传的完全是中国大陆的文化。”

别教我的名字变沉重

新客    2015-11-22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岛国上空的雾霾未散，2015年大选的尘埃却已经落定。竞选中的一个插曲，犹在我的脑海里重演，心海不免为之翻腾。某一位候选人因为名字的字母拼读采用了汉语拼音的选择，便被不少选民误认为是新移民，引起了许多岛国民众一些颇有政治指标意味的议论，让本地的姓氏学除了本已包含的文字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义之外，又增添了些许政治学的含意。

东南亚地区历史上遭受殖民统治，华人的姓氏尽管用汉字表达仍然坐不改其姓、立不改其名，但在写成洋文字母时，因着出生时代填报生纸者的文字训练与报名亲属方言吐字的不同，于是便有了同姓不同字母写法的现象。这一姓氏趣话在语言文字大一统的其他汉文化地区，照理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使用汉字传统注音符号的台湾，以及使用汉语拼音的大陆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从主流英文媒体的新闻报道里，一看到新闻人物的名字拼音，读者就可以八九不离十地猜出该新闻人物的出生地域。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这次被报纸写成新闻的人物本身是在本地出生的道地新加坡人，只因为她选用了汉语拼音的姓名出战竞选，便被一些不知就里的选民以为她是从中国来的“新移民”，而在网上展开了充满异趣的评论。本人虽非“政治观察家”，但是作为一个将自己一半生命之路走在这个小红点国的小小国民，对此话题颇有想法，在此愿道出一己的观察，与大家分享。

何谓“新移民”？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一下：什么是“新移民”？我注意到，就是这位刚刚因为名字成为新闻人物的女候选人，在当初出选时已经传出了新闻。某新闻网站此前就曾经报道，该候选人的丈夫是一位“新移民”，并且推断这样的背景有助于她吸引已成为公民的 “新移民”的注意，获得他们的选票支持。

本文所讨论的“新移民”盖指从1990年代以降，进入新加坡生活并居住至今的外来民众。根据新加坡的法律，其中能够参加选举的必须是入了籍的新加坡公民。这其中除了传统上来自长堤北方的原马来西亚国民以外，还包括来自印度、香港、台湾等地的原居民，而更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前中国公民。而由某候选人名字引出的新闻，则将“新移民”直接指向了这最后一部分人群，也就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前中国公民。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前中国公民转成的“新移民”是单一的社群吗？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人文习俗同中有异。即使以食物口味而言，也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即便如此说法，也只不过是泛泛概论，到了具体个人，也有各自的好恶喜厌。有不吃醋的山西人，也有口味喜欢清淡的北方人，或者是嗜辣的上海人。

新中建交已经25年。在两国建交后南来的中国“新移民”普遍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也有各自的专业特长。在现今岛国的各行各业，上至大专学府研究院，下至私人企业贸易公司，都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普普通通过日子的平常人，其中既有忙忙碌碌的小市民，也有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的人生过客。和本地土生土长的老公民一样，他们当中也有热爱文化、关心时事、关注政治，特别是在大选阶段，对各党派的候选人投上格外关注的平民百姓。

就如东南西北的中华美食的异趣不同一样，这群人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并非是同出一辙的。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俩公婆，他们各自投出去的选票也并非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生子，这和其他本地家庭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新移民”并非某一单个党派的铁杆拥笃。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挥别李光耀时代 集体共识再造的挑战

天下杂志/陈一姗     2015-3-29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6219

图片来源：王建栋

新加坡是由多元种族组成，强人逝去，国家共识是否可能有不同的诠释？民意如水，与时俱进，新加坡为李光耀所一手建立的法治社会，是否仍然发挥作用，有待时间考验。

许多评论者喜欢将李光耀与前总统蒋经国两个强人的逝世类比。台湾在强人过世后，陷入省籍撕裂、国家认同的扰动迄今。

但在新加坡现场会真切感受到：由华人、马来人、印度淡米尔族组成的新加坡，早已是个国家认同定锚的国家。

国丧6日，新加坡空气里弥漫的不是不安定的蠢动，而是集体历史的补课。

25日中午，李光耀移灵国会大厦，开放民众鞠躬。当天，新加坡地铁上就出现了大量穿着黑白素色衣衫的人群。上班族、背着书包的学生，自主地往国会所在地移动。

排队的人太多，马上将国会四周的街道全数圈起，原订开放到晚上八点的现场，必须变成24小时开放，才能满足不断涌入的人潮。国会大厦必须设立11台安检门，才能够快消化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