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耕耘新加坡华人抗战史料的一段人生奇缘

徐宗懋（台湾前新闻工作者）     20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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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藏和整理中国抗战史料时，无可避免地要触及海外华人可歌可泣的抗战经历，尤其是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在原郷厦门集美兴学，贡献教育事业。日本侵华后，陈嘉庚成立“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大会发表宣言：“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全体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通告第一号》又提出“焦土抗战、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口号，作为全体侨胞努力的目标。

陈嘉庚在南洋积极劝募，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作为南洋首富，他个人的捐款就占了整个海外抗战捐款的三分之一。同时，在他鼓吹支援抗战之下，大约三千多华人回国担任机工，支援抗战运输工作。陈嘉庚抗敌立场十分坚定，对于汪精卫之流的屈膝求全，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如果说这些抗战史实基本上是纸上的纪载，1986年到1991年我婚后住在新加坡，担任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记者期间，则是亲身感受土地和人民的经历与情感。当时经过日本占领“昭南时期”的老一辈都还在，谈到那一段经历仍心存余悸与愤恨。他们仍然有很强的中国人意识，毕竟战前他们的国籍身分是中国的海外公民，居住在英国殖民地。早期来的土生华人则是英国海外属地居民。无论何者，他们都不是英国人，因此身份认同清楚无误。事实上，英国人基本上也不太管，任由华人兴办中文中小学，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因此，陈嘉庚等侨领得以全力宣传支援祖国抗战。可以想象，新加坡抗日侨领早已成日本政府的眼中钉。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即实施“大检证”，将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青年男子集中用卡车载到偏远的地方，集体处决，称之为“大检证”。据战后清查统计，将近有5万人左右遭到杀害。战后被杀害者万人塜的挖掘现场，遗族哭倒于地，泣不成声的情景，令人心痛鼻酸。

另一方面，日本入侵新加坡，盟军武装华人抗日组织“136部队”，隶属国军部队。其领导人林谋盛后来遭到日军逮捕，因拒降而遭杀害。胜利后，盟军举行庆祝游行，追晋林谋盛为少将，举行公祭，灵桌上覆盖青年白日满地红国旗。今天，林谋盛少将纪念碑竖起于新加坡市中心，他的英勇事迹被写入新加坡的教科书内。简单说，尽管不强调当年的政治背景，今天新加坡政府尊为御敌牺牲的国家英雄是中华民国抗日将领。

1991我们搬回台北，我仍然担任中时国际巡回特派员，经常回到新加坡采访，直到2000年之间，我曾两度专访过李光耀资政，也专访过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建国元老Rajaratnam 、前驻美大使许通美、新闻暨艺术部部长杨荣文，以及社阵“最后战士”李绍祖等朝野人士，与新加坡政府关系良好，与李光耀两任新闻秘书傅超贤和杨云英保持着工作联系。此外，1995年起，我在台湾开始编撰历史画册，包括中时出版的“台湾战后50年”、汉声出版的“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天下出版的“中国人的山河岁月”等，我也想出版几本新加坡历史画册，于是花了一笔不少的经费跟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购买了约3千多张的新加坡历史照片，后来因找不到印刷经费，只能放弃计划。1999年，杨荣文部长私访台湾，外交部安排了一次小餐会，邀请了两位立委，杨部长建议也邀请我一起与会。我到场时发现两位立委，一位是国民党的朱立伦，另一位是民进党的萧美琴。这次算是20年前我与新加坡部长级人士最后一次碰面。

新加坡、台湾，与前后中国移民的认同斗争

曾柏文    2014-8-4
https://www.facebook.com/albert.tzeng/posts/10100198468968761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在新国国庆日大唱《龙的传人》，引起一些新加坡人反感。影片拍摄者质问，“我们是被占据了吗？新加坡是中国大陆的一省吗？我们有加冷河及新加坡河，不是黄河与长江。”^[1]

长年致力于台独建国运动的佛国乔有感而发^[2]，把新国这起纠纷，跟三年前的《梦想家》争议^[3]对照，指出两者都源于中国移民（或其后代）牵动的中国国族主义扩散。只是台湾上演《梦想家》的，是战后中国“武装移民”（国民党军）建立政权的嫡系，新国引起争议的歌唱者，属于当前当前全球化效应下的“经济移民”。

他说，移民形式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扩散形式与效果的不同”。

这里“两波中国移民”的对比很有趣。若拉大时间纵深，可以再纳入十八九世纪前一波华工“劳动移民”潮对照。那波清末移民，出走于“中国国族主义”建构前，认同框架主要是宗族与出生地（如闽、客、广、琼、潮汕）；在文化实践上，相对于东南亚诸族，则仍落入广义“中华文化认同”的识别范围。

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群海外华人发生认同发展的分歧。流往大英与荷兰殖民圈的华工，先后呼应中国革命与抗日，也经历中国国族主义的崛起，不仅慷慨解囊，当地华教也生根。相对而言，位居日本殖民圈的华裔台湾人，虽有某些菁英呼应中国革命，但到了中日战争期间，并未跟随其他地方，发生“中国国族主义”的崛起。

吊诡的是，战后双边轨迹交叉反向。

迷茫的眼眸

从夜暮到黎明        2013-12-20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3/12/blog-post_20.html

回顾过去的殖民地政府模式，通过颁发特别管制的营业牌照与税收来赚取利润，客工一方面在新加坡赚钱，另一方面则花钱在娼妓赌博鸦片上，结果头家离不开苦力，苦力离不开声色犬马，赚来血汗钱却夜夜笙歌，到头来真正衣锦还乡的没多少。现代社会跟过去基本面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

画中人

蔡名智的油画：《筑路工人》（1955

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底层举行的特展《迁变•万画》呈现一系列1950-1970年代的新加坡艺术创作，其中有一幅蔡名智的油画《筑路工人》（1955）。此画没有背景，直接把观众的集中力逼向在新加坡生活的印度劳工的脸部和双手。这名客工一脸茫然，眼神涣散，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似乎忧心忡忡，前路漫漫；他的手臂上粗大隆起的青筋和脖子上的汗珠都是劳碌的见证。画家针对社会现实的不公，“画”以载道，通过画笔表达正义感。

另一位写实画家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描述一名在亚历山大砖厂工作的印籍劳工，茶点时间到了，工人将推车放在一旁，坐在砖头上歇息，孑然一身的画面同样表现出客工内心强烈的压迫感。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

当时南洋美专的创校校长林学大同样认为艺术必须肩负教育与社会责任，以粗犷的笔触描绘在新加坡《森林里垦荒的印度劳工》（1955），通过画作记载了寂寂无名的外劳的贡献。日后新加坡城市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客工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林学大的木板油画：《森林里垦荒的印度劳工》（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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