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光耀时代”李氏家族风波的政治影响

邝健铭    2017-6-25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834/“后李光耀时代”李氏家族风波的政治影响

近期李氏家族围绕李光耀故居处置方式的内讧，会对新加坡政治造成甚么影响，其实很值得观察。这场风波的政治影响，可从两个层面讨论：第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弟妹在公开信中，指控国家监控与压迫，这会否引起新加坡国民的共鸣、国民会否因而对过往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有更多的思索？第二，这场争议的公私属性纠缠不清，会否因而影响李光耀作为国家图腾的意义，引发更多新加坡国民思考李光耀乃至李氏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如会，这会如何影响新加坡人对国家未来政治秩序的想象，乃至他们对“后李光耀时代”的理解？

李光耀故居。网络照片

在李显龙弟妹的公开信中，其中一段这样写道：“We feel big brother omnipresent. We fear the use of the organs of state against us and Hsien Yang’s wife, Suet Fern. The situation is such that Hsien Yang feels compelled to leave Singapore.” 不少新加坡人应该不会对这种形容国家为big brother的政治语言感到陌生。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不难感受到新加坡人对big brother的政治警觉。记得有次在新加坡私人屋苑走廊，与新加坡朋友谈起新加坡政治，那位朋友开初说得兴起，但突然因怕被邻居听到而止住。这种政治窒息感，至今仍然记得。

公开信发表后，这段提及big brother的文句所以会被不少媒体引载，大概是因为这种政治语言出自原属形塑过往新加坡政治氛围的体制内精英之口，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目光。事实上，在李氏家族风波浮现之前的5月，民间刚出版新着，讨论国家作为Big Brother的问题、以及限制国家权力使用的必要。这本新着的书名是《1987：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所谓“马克思阴谋”(Marxist Conspiracy)，是指在1987年5到6月，有22位社会人士被指“图谋以共产党统战策略，推翻既有国家体制，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这22人当中，有教会、剧场与社会工作者。当局引用内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拘留他们。不少被拘留者通过电视公开承认指控，但后来其中9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在电视承认指控，是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且曾被拷打。被拘留者曾被释放，但很快又被重新拘留，有些人被拘留长至三年。

一群年轻社会活动份子以蒙眼方式，手拿新书《1987：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乘搭地铁，以抗议当局当年的处理手法。照片来源：theonlinecitizen.com

“马克思阴谋”至今仍是悬案。这22位被拘留者至今不曾被检控或公开审讯。早在1987年，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便曾派员到新加坡了解事件，且曾发表报告指“马克思阴谋”的说法缺乏证据。新加坡体制内的精英，对“马克思阴谋”官方处理手法，看法其实也有分歧。例如在2001年，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有朋友卷入“马克思阴谋”事件的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曾说按他的认知，涉案的不少人是社会运动份子，但并没有推翻政府的意图。2009年，前总理吴作栋表示，1992年曾有政府高官因不满当局对“马克思阴谋”的处理手法而离开内阁。今年5月25日，新加坡网上媒体Ｍothership.sg，亦有文章Why Singaporeans need to discuss 1987’s Marxist Conspiracy，解释为何社会仍需讨论“马克思阴谋”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限制国家权力与良好管治有关，文章这样写道：“Justice,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parency are bedrocks of Singapore society. In Operation Spectrum, the worry is that all three were suspended. Failure to address that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future governments.”可以说“马克思阴谋”事件，充份反映新加坡国家作为big brother是怎样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