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筹备步骤与历史困境

作者：黄坚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8-8-22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莱佛士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莱佛士若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一个自由港和现代化都市。

— 李显龙总理

新加坡的问题是，夸大莱佛士所谓的好品质，而不是他的负面……他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被夸大……说到新加坡，即便莱佛士不来，也会有别的人做他同样的工作……按十九世纪开明的标准，莱佛士的道德观与学识都显得过于局限与肤浅……赞誉他是个人道主义改革者，是在糟蹋这个名词。

— 赛益·胡申·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前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正式宣布启动纪念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1819年1月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的筹备工作。系列活动下来很快就会登场，并将在明年国庆庆典抵达高潮。眼下为时尚早，但当前的筹备与即将举办的一切活动，仍然值得关注。

纪念活动已经开始动员，社会各阶层也按照不同方式做了准备。对学术界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深思如何在节庆酬酢与严守学术分际之间寻求微妙平衡的宝贵机会。位于距离我们遥远的莱佛士家乡之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早就开始探讨主办“新加坡200周年研讨会”的可能性。¹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其系刊《东南亚研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行动敏捷，迅速在2018年3月初召开“重新审视1819年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地位”的讨论会，旨在“对1819年是现代新加坡开埠时刻此命题进行批判性思考”。²在本地华社中，历史悠久的怡和轩俱乐部是较早呼吁进行有关探讨的社团之一，该俱乐部通过会刊《怡和世纪》征集这类文稿。事态从一开始即摆明，纪念活动张力处处，不会是个简明直接的顺畅过程，城市岛国诸多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课题都牵扯其中，有待一一厘清。

200周年纪念的框架：前期筹备工作与预料中的张力

2018年元旦，辖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亮相。³办公室由部长级指导委员会督导，财政部长王瑞杰为顾问，另两名部长杨莉明与李智陞出任联合主席。同时，由16名学者与社会领袖组成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陈惠勇受委担任执行总监，领导强大的工作团队。因此，尽管留有基层倡议与公众参与的空间，从机构设置看却俨然是高层控制取向，透露政府对潜藏着的政治敏感性存有戒心。对于该不该纪念200周年，公众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譬如，《海峡时报》言论版上出现两种意见的交锋。该报言论版2017年5月22日刊登Michael Seah Swee Lim来函，表示希望“看到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机会联系、回顾我们200年的短暂历史……莱佛士假如不把新加坡建设成英国殖民地，我们的历史和发展将会非常不一样”。他说“新加坡从小渔村成长为欣欣向荣的殖民地……（我们）不必害怕或耻于提起我们殖民地的过去”。2017年5月26日该报刊出Anthony Oei的反驳，表明“作为从殖民地年代的过来人，我无法同意……我必须说那是个羞耻与饱受屈辱的时期。我们是被征服者，被视为‘低等人’……莱佛士不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那个往昔的大英帝国来殖民我们……依我说李（光耀）先生才是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不是莱佛士……热烈地去庆祝莱佛士登陆200周年并不恰当。谁会为侵略、掠夺我们家园的人欢呼。”⁴

另一个敏感问题，是庆祝新加坡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并取得独立的SG50所引发争议留下的阴影。时间靠那么近，人们把200周年与先前的SG50联系在一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况且，李显龙自己在新年献词中，也把两者作了紧密的链接：“若没有这段（莱佛士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这个SG50的发展历程”。⁵陈惠勇甚至把200周年称为“SG50的前传”，其作用在“将2015年那回的庆祝置于更大时空下进行审视与定位”。⁶不管怎么说，SG50凑巧和李光耀2015年3月以91岁高龄逝世碰在一起，加上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宣布2015年9月举行大选并赢得选举，无法不叫人产生是否存在利用大量国家资源谋取政党政治利益的疑问。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对纪念200周年的评语，包括：“又一轮政治与竞选权谋”，“行销人民行动党的把戏”，“为下一届大选抢占政治先机”，“滥用公共资金与国家资源”。⁷

针对疑似赞美殖民主义、活动规模、预算与政治利益等敏感课题作出回应，200周年办公室从筹备阶段开始就异常谨慎，表现得步步为营。2018年元旦，组织者拒绝公开预算，但宣布活动的规模将“不如SG50”。他们也表明不会把纪念活动办成光彩耀目的“玫瑰色庆典”或延续“大人物”模式的历史叙事。他们希望“对历史负责”，做到“不规避即便不总是那么正面的历史元素”。他们会把“殖民时期不光彩的生活面貌，如‘贫穷艰苦与种族隔离’等”涵盖在活动中。⁸

《海峡时报》编辑Elgin Toh对这种“好坏不拘”的新加坡历史讲述态度表示赞赏。组织者“接受访问时或在宣传材料中，毫不迟疑地避开使用‘庆祝’一词，改而选用‘标志’(mark)、‘纪念’(commemorate)与‘思考’(reflect on)一类说法”，也使他备受鼓舞。⁹面对新加坡大小事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批评，李智陞部长保证组织者会“广泛征询意见”，他表示“200周年该如何纪念，不是由政府机关说了算。它不会是个从上到下的纪念”。¹⁰陈惠勇披露将有许多由学校、商家、宗教团体负责的基层活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联系了60多个社团，并招募了3,800名义工参与培训。¹¹一些社团如怡和轩俱乐部在提及相关活动时，选择以“登陆”而非“开埠”来描述莱佛士的角色。

位于直落布兰雅的马来村落（摄于1900年）（林少彬提供）

回声——读《大眼鸡•越洋人》

林高（本地知名作家、2015年新加坡文化奖得奖人）    2018-6-1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

李国梁对本地民间文史资料素有搜集和研究，不歇的努力终于又开花结果。《大眼鸡•越洋人》甫出版，并获选“2017年早报书单”。以“大眼鸡”称出海远渡到南洋的帆船，并借以标示书名，凸显此书之视角乃以民间关怀为初衷，形象鲜明。李国梁期盼在新加坡大环境的迅速变化下，以广东先民之足迹为参照，切入并伸展，把“昨日”与“今日”之间的可能联系与对话平台建立起来。作者甚至远赴广东省与海南省各乡镇、福建省猪仔交易处等地搜集材料，对所关注的“人”或“事”进入细节描述，他期盼做到呈现其内在精神。

重建记忆不使遗忘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教授在他的著作《记忆》中说到，格林柏勒特(Stephen J. Greenblatt)以“回响”(resonance)这个观念说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展示品如何超越其有形的疆域而向更广大的世界伸展（页39）。“大眼鸡”的记忆所孕育的情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价值怎么与现实步调和谐共舞？这样的“无形展示品”怎么让它在国人眼前发生“回响”的力量？记忆是不会完整地存活于日常生活里的。李教授在绪论开宗明义地说：“记忆无所不在，不过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李国梁着力所在或正是担心先民的精神价值被遗忘。

《大眼鸡•越洋人》一书旁收博采，巨细靡留，枝节歧出，甚至有些芜杂。李国梁或有心借助于书写记忆以发现过去。他的记述、拼凑与重建，其实可能弥补历史的某个缝隙与断裂。李国梁写的并不全都是他的亲身记忆。他住在新加坡河畔，自小父亲便常带他到牛车水走动，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得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页55）童年的印记，听长辈的追述，加上博览群书以及采访相关人物，他怀想“昨日”并组建他的“记忆”。先民以契约华工（猪仔）与自由身的身份出海求生，那年头，清廷国力单薄，对海外的侨民其实没有能力眷顾。到1891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才为民请命，仿效美国侨民护照，颁与“黄纸”，先民下南洋终得到法律认可。期间先民的境遇和心情真不是后人轻易能想象的。初始只为求生，赚钱回乡，对当地没有归属感；渐渐产生落地生根的意识，对自己的在地身份不再犹豫。李国梁在前四章列举几个重要事件来勾勒先民辗转迁徙与艰苦打拼，并综述过程中的反思与抉择。譬如更早时候马来王朝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拉律事件对星马地域政治与经济发展之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反殖民地斗争、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自信地以在地的视角去检视“昨日”的记忆。李国梁整理出来不少可供大家怀想、反思与传承的人文价值。笔者评述书中几个亮点以彰显此书的意义。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从夜暮到黎明    2016-8-12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6/08/blog-post_12.html

最古老的祝语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国庆日的庆典活动都是以政府与商家拨款和动用武装部队阿兵哥的劳动力打造出来的。不过这类庆典达到举国同庆的效果，比起诸如劳师动众来为一小撮人服务的Formula One赛车，来得有意义多了。

庆典所发出的礼包一年比一年多元化，但扪心自问，您收藏了多少个礼包？或者制造了多少吨垃圾？

总结了多年的国庆祝语，“生日快乐”是最直接，但词不达意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中文地位江河日下的时日，“happy birthday”是最简单的沟通的词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则是最古老的贺词。

说“生日快乐”词不达意是因为新加坡并非在8月9日诞生。许云樵认为三国时代的“蒲罗中”(Pulau Ujong) 指的就是新加坡，不过这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说法。撇开蒲罗中不提，淡马锡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新加坡古地名，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已经收录了此地名。另一个古老的名字是石叻 (Silat)，石叻起源何时何日尚不可考。这一些古名都说明了新加坡并非突然间冒出来，8月9日是新加坡近代史上的独立日，跟生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最古老的贺语，是因为在许多古庙里都可见到古钟铸上此八字，它所代表的是先民最原始、最期待的渴望。

宁阳会馆铜钟

广福古庙铜钟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展示着中国台山端芬乡人士赠送给宁阳会馆的铜钟，除了一左一右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上面刻着“端芬乡集贤坊”，铸钟的年份为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这是清朝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隔年。捐赠者为梅耀社、乃提、连振、广秀、连就。

此外，广惠肇碧山亭大庙展示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梅氏族人捐赠给广福古庙的红漆铜钟，捐赠者为梅启华、淇章、连昊、绍基、淇秀。劳明达街的广福古庙在上世纪80年代拆除，庙内供奉的齐天大圣和两台铜钟都迁往碧山亭大庙。

这两个铜钟的特点是捐赠者都是台山端芬的梅氏族人，钟上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映了农耕社会的愿望，希望天公保佑，辛勤耕作的庄稼都有好收成，国家昌盛，人民安居。阅读全文»

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河洛郎    2015-12-21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2004年萧学民画作：一个时代的降临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著，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前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画家眼中的曹亚志

张夏帏     2013-5-25
联合早报

为什么让这样一幅叩问新加坡历史的深刻作品，寂寂地埋没于私人藏家的画库里，而不将它好好地展示在我们的美术馆里呢？

一个时代的降临

百多年来，曹亚志在新加坡华人社会里被尊为开埠元勋，可是他率领莱佛士的先锋部队登陆新加坡的英勇事迹，信史上全无记载，至今仍为悬案。尽管这段富于戏剧性的传说真伪未判，来自广东台山的木匠曹亚志，在宗乡会馆的纪录里至今还戴着历史的光环，成为华族移民在开埠初期作出重大贡献的象征。

今年5月4日，新加坡宗乡总会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新加坡历史悬案”的座谈会中，曹亚志的故事引起了热烈讨论。所涉及的问题都见于5月12日《星期日时报》拙文“Did A Cantonese Carpenter Land Before Raffles?”（曾有广东木匠先于莱佛士登陆？），还有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发表的文章《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对于整个有关曹亚志的讨论已有概括的介绍。

这场座谈会有画家萧学民叙述他根据曹亚志传说，创作大型油画《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经过，来解读这段传说，别开生面，令讨论增色不少。他虽然没直接涉及传说的真假，但却通过艺术想象，扩大了历史议论的幅度与内容。

萧学民在作品中对曹亚志这个人物，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1970年代初次读到此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大感兴趣，对曹亚志的“自告奋勇”行为很不以为然，甚至反感，认为他帮英国人开拓新加坡为殖民地，应该深感羞愧才是。

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

柯木林（新加坡历史学者）     2013-5-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1ae0r.html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开展的文化活动《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至今已进入系列三。其它两个系列，即系列一的《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与系列二的《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展》，已分别在2012年4月与9月举行，反应不俗。

《石叻坡记忆》系列三是有关新加坡历史悬案问题，分两个星期六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新加坡历史悬案”讲座已于5月4日及11日举办完毕，两场吸引了约400名听众，很受欢迎。

这讲座以四个悬案为题：一、郑和舰队是否到过新加坡？二、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亚志是否真有其人？三、新加坡的暹宫在哪里？四、古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四个悬案中，以曹亚志悬案最引人入胜，听众对这问题的互动也很踊跃。

曹亚志事迹在新加坡社会已流传了百多年。1906年1月1日本地首家华文日报《叻报》早有报道。43年后的1949年2月6日，《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又旧事重提。上世纪50年代，这悬案达到高潮，甚至引起莱佛士研究专家、英国历史学者胡斯堡(CE Wurtzburg)和约翰巴斯汀教授(John Bastin)的关注。然而在沉寂一段时间后，由于此次讲座的举行，再度被炒热起来。5月12日，张夏帏在《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发表了“Did a Cantonese Carpenter Land in Singapore Before Raffles?”（“广东木匠是否比莱佛士早登陆新加坡”）一文，又引起英文社群的注意。

这个传说的内容大概是这样：1819年1月28日下午4时，莱佛士的船队抵达新加坡外岛棋樟山(St John’s Island)。次日，当莱佛士正犹豫是否可以安全登陆新加坡时，船上一名华人自告奋勇，向莱佛士要了20名印度兵(Sepoy)率先登岛。抵步后在岛上插了英国国旗。莱佛士见到国旗才安心登陆。这名华人就是曹亚志，祖籍广东省台山县。曹亚志是在槟城被雇用，在莱佛士的旗舰“印第安娜号”(Indiana)当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