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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狮子山下怒吼 VS 在狮子城内蜷缩：两座前英国殖民城市对比
作者：施忠明 译者：新加坡民主频道 2019-6-15
https://democraticsg.wordpress.com/2019/06/15/在狮子山下怒吼 VS 在狮子城内蜷缩：两座前英国殖民城市对比
以下内容译自新加坡运动份子施忠明(Martyn See)的一篇题为《哪个才是民主社会？》的脸书贴文：
说来好笑。
我们都是前英属殖民地区，都是面积极小的岛屿，都是华人占多数的社会，且都是物质挂帅的消费市场经济社会。
但我们的共同点就仅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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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但却缺乏掌控自己命运的途径。我们让行动党内最聪明的那些人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保姆城市为荣。
香港并非主权国家，但她的居民愿为其自治权极力抗争，试图谱写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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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国家领袖，但我们对投票站以外的民主进程鲜少参与。
香港人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部会，但他们尽可能行驶并尽全力捍卫他们所拥有的民主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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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宣誓“建设民主社会”，但我们完全不顾，且并未真正明白其真正意义。
香港人则走上街头，愿拼死拼活地维护民主精神社会。 阅读更多 »
从峰会看新加坡小国生存策略
邝健铭 2018-6-17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hotos/a.1052788994819878.1073741835.1027813447317433/1698236653608439/?type=3&theater
新加坡举行峰会，背后的外交思维及小国生存策略，与瑞士或北欧国家芬兰并无二致。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共通点，都是以中立形象，透过推动世界和平，增加国际联系，提高国家威望与影响力，进而方便参与全球事务。
美朝历史性峰会，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如何成为举办地，有何小国生存之道，北韩能否复制“新加坡模式”，峰会如何影响中新关系，都是值得探究的有趣问题。
峰会选址敲定前，按新加坡《海峡时报》报导，其他选项还包括板门店、蒙古、印尼、泰国、瑞士，当中瑞士的条件，与新加坡不相伯仲。今年4月，瑞士外长访华时，便放风说瑞士愿举行峰会，而按《海峡时报》所列的选址考虑标准，包括保安安排、中立性、与平壤距离、与美朝两国关系、对全球媒体吸引度等，瑞士与新加坡条件一样。
最后选址新加坡，原因有四：一，美方人员希望能建立较强势形象，故此不希望在板门店举行峰会；二，瑞士与北韩距离较远，构成保安问题；三，美国孰意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某程度上反映新加坡是美国较信任的亚洲国家；四，按新加坡官方说法，北韩不抗拒新加坡的两个原因，是北韩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双方也有贸易关系。此外，新加坡人创立、为北韩提供企业培训的非政府组织北韩交流中心(Choson Exchange)，亦增加了新加坡对朝软实力。
新加坡举行峰会，背后的外交思维及小国生存策略，与瑞士或北欧国家芬兰并无二致。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共通点，都是以中立形象，透过推动世界和平，增加国际联系，提高国家威望与影响力，进而方便参与全球事务。历史学家Beatrice Veyrassat认为瑞士外交成功之处，在于其灵活与实用主义的特点，这些赞词同样适用于新加坡。1954年、韩战停战后一年，南北韩、中国、苏联、美国代表曾在瑞士日内瓦会议，讨论韩战后续问题。至近年，瑞士也有透过机构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援助北韩。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阅读更多 »
【书评】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沈旭晖 2016-9-18
http://www.hk01.com/01博評-政經社/43415/-書評-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
在新加坡的建国故事之中，发展本土意识是重要基础、不能抹煞的一环。今天香港的论者，只看到新加坡的成功，却有意无意忽略其成功故事的起始点……
新加坡与香港值得比较，是因为两地都曾是以华人为主的英国殖民地。
台湾学者黄庭康的作品《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是一部社会历史研究著作，探讨了二战前后新港两地族群结构以及本土政治环境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双城华文教育发展轨迹乃至与中国的关系为何及有何不同。所以比较新港，是因为两地都曾是以华人为主的英国殖民地。
介绍这本书有两个原因：
第一，香港舆论喜欢比较新加坡与香港，但往往忽略双城历史发展轨迹的差异，及其对当下乃至未来的影响，这显得香港流行的新港比较相当单薄与粗糙；
第二，现在流行的政治说法，是“我们都是血浓于水的中国人”。但新加坡华人却不难发现自己与中国大陆人之间的距离。新加坡建国前后，受何种外围形势影响、塑造了何种身分认同的过程，能令我们对自身身分有更多省察、明白身分建构并非只限于血缘种族。
英殖政府眼中的新、港两地华校问题
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了解到寻求海外华人支持之必要，于是在各国建立领事馆与支援中国文化教育，以满足清政府利益。1912年满清被推翻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继承清政府的海外华人政策，继续在国际间进行联系海外华人的活动。
清政府与国民政府都奉行血缘原则，意思是只要父或母其中任何一方为中国人，就会被视为中国公民。这政策令不少新加坡的华人同时拥有中国人与在地身分，这些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加坡华人亦积极推动当地的华文教育；而香港则因为本身的地理位置、且华人人口较多，其华文教育步伐较贴近中国。自1912年起，中国广东省政府的教育部门要求香港华校向国民政府注册，同时使用与中国大陆相同的教材。入读香港注册华校的学生，亦可免试入读中国学校。
新港两地华校受中国教育制度影响，令殖民政府忧虑，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国、反殖民思想会否因而藉此输出，故此新港殖民地政府都希望加强控制华校，以维持殖民地稳定。 阅读更多 »
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河洛郎 2015-12-21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2004年萧学民画作：一个时代的降临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著，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前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阅读更多 »
李光耀看新加坡华人社会
新加坡文献馆 2014-6-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2252
这些叙述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字，折射出李光耀对时局的理解与政治心态。这也解释了皇家华人的政治观；他们鄙视南洋华人的心态，是造成族群对峙的根本。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八章《战后谱恋曲》：
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而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阅读全文»
无阶级分化的新加坡？
从夜暮到黎明 2014-3-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03/blog-post_21.html
新加坡走过五十年独立之路，生活消费、基尼指数、精英草根、笑贫凌弱等对立的社会风气在这个所谓的“第一世界”中滋长，能说没有阶级之分吗？其实这一切都是阶级分化，只差在今天的马路上没有1851年汤申的年代的马车。
汤申的《大草场》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有好些殖民地时代的画作，记载了某时某刻的新加坡景观。其中一幅是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在1851年完成的油画《Scene of the Padang》（大草场），反映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眼中的新加坡风貌，同时惯性地表扬了殖民地政府的功绩。
顾名思义，《大草场》的主题是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景观，当时政府大厦还没落成，一眼望过去，福康宁山、保存至今的亚美尼亚教堂和周遭的风景线一目了然。19世纪中旬的新加坡洋人区原来是这么漂亮，和睦升平的地方。
汤申 (John Turnbull Thomson) 的油画《Scene of the Padang》（大草场）, 1851
虽然画中人同处一片青草地，但各族群有各自的生活，还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洋人玩棒球、骑马坐马车，高高在上；上身赤裸的印度人原是囚犯，动作怪异，有被丑化的迹象，他们被派到新加坡来建屋铺路，表现好的从此脱离牢狱生活，甚至在新加坡安家；华人一身清朝装扮，梳着辫子；有个马来海人(Orang Laut)的家庭在画中央，其中一个男子蹲在草地上，蹲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于来自中东的商贾则围在角落，交换商业情报。
画中坐在双马车上的贵族可能是当时的总督William J. Butterworth 和他的妻子，前方穿着白衣拄着拐杖的洋人可能就是画家汤申本人，汤申右手边的马来人是他的英文老师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文西阿都拉曾经当过莱佛士的秘书。
画中最凸显的还是洋人，洋人身为统治阶层，生活尊贵，就是不一样。
海峡时报编辑John Cameron 在1865年写道：每个星期中有两天可以看到洋人、马车、行人、棒球手、洋小孩等聚集在大草场……妇女一般上都不许参与户外活动，但至少她们可以在草场上散散心。……
But there are two evenings in the week when the whole European community may generally be seen upon the esplanade, whether or not they may be fives or cricket-players, and these are band evenings…The chains which protect the green or ordinary occasions are on these evening let down, and carriages, horsemen and pedestrians are alike admitted to the greensward. Gathered around the band in a tolerable broad circle are the beauty and fashion of the place. The ladies, to whom almost all other outdoor amusements are denied, partake at least in this…The pretty pale-faced European children too may on these occasions be seen tripping about in playfulness…
— John Cameron, editor of The Straits Times
汤申是一名英国籍工程师，画得一手好画，后来移居到纽西兰。新加坡加冷河上的第一座桥梁、白礁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实龙岗路的前陈笃生医院（现在的广惠肇留医院里头的一层楼建筑）、麦里芝蓄水池的设计等都有汤申的贡献。阅读全文»
新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