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读《大眼鸡•越洋人》

林高（本地知名作家、2015年新加坡文化奖得奖人）    2018-6-1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

李国梁对本地民间文史资料素有搜集和研究，不歇的努力终于又开花结果。《大眼鸡•越洋人》甫出版，并获选“2017年早报书单”。以“大眼鸡”称出海远渡到南洋的帆船，并借以标示书名，凸显此书之视角乃以民间关怀为初衷，形象鲜明。李国梁期盼在新加坡大环境的迅速变化下，以广东先民之足迹为参照，切入并伸展，把“昨日”与“今日”之间的可能联系与对话平台建立起来。作者甚至远赴广东省与海南省各乡镇、福建省猪仔交易处等地搜集材料，对所关注的“人”或“事”进入细节描述，他期盼做到呈现其内在精神。

重建记忆不使遗忘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教授在他的著作《记忆》中说到，格林柏勒特(Stephen J. Greenblatt)以“回响”(resonance)这个观念说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展示品如何超越其有形的疆域而向更广大的世界伸展（页39）。“大眼鸡”的记忆所孕育的情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价值怎么与现实步调和谐共舞？这样的“无形展示品”怎么让它在国人眼前发生“回响”的力量？记忆是不会完整地存活于日常生活里的。李教授在绪论开宗明义地说：“记忆无所不在，不过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李国梁着力所在或正是担心先民的精神价值被遗忘。

《大眼鸡•越洋人》一书旁收博采，巨细靡留，枝节歧出，甚至有些芜杂。李国梁或有心借助于书写记忆以发现过去。他的记述、拼凑与重建，其实可能弥补历史的某个缝隙与断裂。李国梁写的并不全都是他的亲身记忆。他住在新加坡河畔，自小父亲便常带他到牛车水走动，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得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页55）童年的印记，听长辈的追述，加上博览群书以及采访相关人物，他怀想“昨日”并组建他的“记忆”。先民以契约华工（猪仔）与自由身的身份出海求生，那年头，清廷国力单薄，对海外的侨民其实没有能力眷顾。到1891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才为民请命，仿效美国侨民护照，颁与“黄纸”，先民下南洋终得到法律认可。期间先民的境遇和心情真不是后人轻易能想象的。初始只为求生，赚钱回乡，对当地没有归属感；渐渐产生落地生根的意识，对自己的在地身份不再犹豫。李国梁在前四章列举几个重要事件来勾勒先民辗转迁徙与艰苦打拼，并综述过程中的反思与抉择。譬如更早时候马来王朝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拉律事件对星马地域政治与经济发展之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反殖民地斗争、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自信地以在地的视角去检视“昨日”的记忆。李国梁整理出来不少可供大家怀想、反思与传承的人文价值。笔者评述书中几个亮点以彰显此书的意义。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从夜暮到黎明    2016-8-12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6/08/blog-post_12.html

最古老的祝语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国庆日的庆典活动都是以政府与商家拨款和动用武装部队阿兵哥的劳动力打造出来的。不过这类庆典达到举国同庆的效果，比起诸如劳师动众来为一小撮人服务的Formula One赛车，来得有意义多了。

庆典所发出的礼包一年比一年多元化，但扪心自问，您收藏了多少个礼包？或者制造了多少吨垃圾？

总结了多年的国庆祝语，“生日快乐”是最直接，但词不达意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中文地位江河日下的时日，“happy birthday”是最简单的沟通的词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则是最古老的贺词。

说“生日快乐”词不达意是因为新加坡并非在8月9日诞生。许云樵认为三国时代的“蒲罗中”(Pulau Ujong) 指的就是新加坡，不过这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说法。撇开蒲罗中不提，淡马锡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新加坡古地名，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已经收录了此地名。另一个古老的名字是石叻 (Silat)，石叻起源何时何日尚不可考。这一些古名都说明了新加坡并非突然间冒出来，8月9日是新加坡近代史上的独立日，跟生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最古老的贺语，是因为在许多古庙里都可见到古钟铸上此八字，它所代表的是先民最原始、最期待的渴望。

宁阳会馆铜钟

广福古庙铜钟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展示着中国台山端芬乡人士赠送给宁阳会馆的铜钟，除了一左一右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上面刻着“端芬乡集贤坊”，铸钟的年份为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这是清朝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隔年。捐赠者为梅耀社、乃提、连振、广秀、连就。

此外，广惠肇碧山亭大庙展示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梅氏族人捐赠给广福古庙的红漆铜钟，捐赠者为梅启华、淇章、连昊、绍基、淇秀。劳明达街的广福古庙在上世纪80年代拆除，庙内供奉的齐天大圣和两台铜钟都迁往碧山亭大庙。

这两个铜钟的特点是捐赠者都是台山端芬的梅氏族人，钟上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映了农耕社会的愿望，希望天公保佑，辛勤耕作的庄稼都有好收成，国家昌盛，人民安居。阅读全文»

新加坡的“紫禁城”

柯木林    2015-6-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2vkq3.html

旅游者来新加坡，不是看现代高楼大厦，而是看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因此，保护与修复古迹，是尊重自身的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智慧的表征。

独立桥

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过去50年，新加坡社会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挂帅，城市发展的大前题下，古建筑物首当其冲。成功的背后，有历史文化的代价，这是无法以金钱成本来衡量的。的确,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古迹的概念，更何况这种概念须要长时间培养，并非一蹴而就。

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时称古迹保存委员会）在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五年后的1971年1月成立，虽然也挽回与援救了一些古建筑文物，但整体而言，国人对古迹保护的意识并不强烈，于是有了古迹负责人与古迹保存局因修复问题而对簿公堂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