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1930年，英国派来新总督金文泰爵士，教育景观起了变化。他到任后颁布新条文，明令规定中国国民党不得在新马公开发展、宣传与活动，华校课本的内容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灌输中华民国意识的教材面对了殖民地管治单位的压力。据统计，金文泰主政下，1930至1934年间，有16家出版社的84种136本华校教科书被当局查禁，这包括当时课本供应龙头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各科遭禁的课本中，以国语科最多（24种）；其次是尺牍和音乐（各11种）；再次是历史与公民（各8种）。

这个时期殖民地政府对华校课本的干预，体现于通过查禁的行政手段对付不符合当局胃口的教科书。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权力重组，出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抗衡的局面。同时，全球吹响了反殖民地统治的号角，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波波来袭，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空前压力。这股国际政治氛围，也感染着新加坡。1948年，英国对马来亚共产党在新马公开活动的态度强硬了。它在马来亚颁布紧急法令，建立新村以钳制马共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的抗日救亡画上休止符，旋即陷入国共内战的棋局里。三四年间，国民党政权渐露败相，所管治的土地大面积失守，最后于1949年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建政，导致新马华校生赴华升学受限、华文书刊进口遇阻。

外部的政治权力变化固然给新马华文教育带来影响，但新马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诉求力度更为强烈。民族意识抬头迸发的火花不容小觑，殖民地当局为着本身的利益考虑，在五十年代主导了几份教育报告书，尝试在放弃殖民宗主国地位之前确保一己的利益能得以延伸。

英国人管制本土教育的前奏

四十年代末，本地华校中学生参与日渐频密的反殖民地活动，让殖民地政府亮起警戒红灯。它们发现1948年以“津贴补助”为核心的“十年教育计划”无法有效约束当时的华校，必须调整策略以“拨乱反正”。1950年教育局在“十年教育计划”的基础上颁布了“十年蓝图增补条文”，直言英校是最适合新加坡实况的学校类型，华文、马来文以及淡米尔文可享有第二语文的地位。官府端出推出的“增补条文”，是英国人加大主导当地教育语文源流力度的前奏。

“十年增补条文”宣布后，是年3月20日《南洋商报》刊登了教育局成立“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来审查课本的新闻。根据报道，咨询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向出版商提出建议：本地元素教材所应增加的份量、教科书里哪些不符合本地社会的意识应该删除。殖民地当局对华校课本里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看来容忍已到极限，去中国化成了明确的手术目标。战后殖民地政府对华校强化管制的心态，具体反应于两份几乎同时发布的报告书上。

1951年，殖民地发表了英国人LJ. Barnes所撰写的《马来教育报告书》（俗称“巴恩报告书”），开宗明义呼应了“十年教育计划”与“增补条文”的主张，提议废除华文与淡米尔方言学校，设立以马来文或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教育马来亚化”的概念，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报告书发表后，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梅森教授快马呼应，教育要马来亚化，华校所需的改变最大，因为它“除了培养中国文化的生活与思想之外，且教导其学生认同中国为其国家，而非马来亚。”斯言出闸，华社的神经绷紧了，认为巴恩报告书的精神，就是要在新马建立以英文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压制华文与淡米尔学校的发展。

华社最初并不反对“马来亚化”的提法，却对当局没有具体说明“马来亚化”的内容深表疑虑。1951年2月22日《星洲日报》的社论如是表达：“纯粹正确的‘马来亚化’理论，相信对华校不会有害，但是坦白说来，地方上有不少人士，认为要‘巫化’或‘英巫化’才算是‘马来亚化’；种族成见翳障所届，其下焉者甚或认为‘非中国化’便可算‘马来亚化’，这是对‘马来亚化’至堪痛惜的误解，不明白华校存在的基本立场。”星洲社论的弦外之音，即是“马来亚化”应该包含所有种族的元素，不能以“英、巫”为主导核心。

新马华文报章的社论与评论发表后，华族社团与教育组织纷纷针对“华校教科书修订”与“教育马来亚化”这两个课题明确表态。新加坡华校联合会在华文报发表书面谈话，表达了“政府推行马来亚化政策，所谓马来亚化，应集东西文化之精华，因此各民族教科书应偏重于各该民族之传统文化风俗及特质，实不宜斤斤于使各民族学校所采用之全部教科书之题材及内容，归于划一。倘若根据某一种课本为蓝本而加以翻译，此举更有阻碍各民族文化特点尽量发展之嫌。”

1951年巴恩报告书出炉之际，2月9日的《南洋商报》透露了另一则消息：联邦辅政司狄杜夫告诉媒体，“在目前至联合邦教育实行马来亚化之过渡期间，将有一著名之美国专家对华人教育作全盘之调查。”他解释，马来亚化就是“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而以其他语文为选修科，拟以马来亚而不以中国为背景与内容编辑华校课本，并由方言出版局印行”。这段谈话，直接触及了“教科书马来亚化”的课题，它所提到的美国专家，便是方威廉(William P. Fenn)博士和吴德耀(Wu T Y)博士。

方吴报告书对华校教科书的建议

方、吴二人，于1951年2月抵达新加坡执行调查任务，为期两周左右。

同年6月，方威廉与吴德耀所撰写的《方吴报告书》(Report on Chinese Education)公布了。它针对马来亚华文教育、教科书、师资训练等问题评估，其中对华校教科书的重点看法有四：一、新马华校长期所使用的中国版教科书中，若干讲述中国现代政治观点的篇章，有碍于效忠马来亚意识的实现，因此需要编写一套适合建设马来亚意识的课本；二、它建议两年内成立一个由三四名专家组成，向教育当局负责的“华校教科书改革委员会”；三、由各书局联合编写一部适合马来亚环境的现代化教科书，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四、当下的华校教科书价格对家长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倘若能去除校长所得的利润，将有助于缓解家长的经济负担。

短短一年间，从“教育马来亚化”议题的浮现，到“统一编印华校教科书”的提出，都由殖民地教育局主导。它的推行决心坚定，华校教科书必须针对内容做出实质改变，已经势不容缓。翌年(1952)当局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多管齐下，不仅成立了“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与“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还发布统一的课程纲要。更引人注目的是，教育局宣布五大书局联手设立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了，它的任务是编印统一使用的华文小学课本。

五大书局联手出版教科书 教育马来亚化与两大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

“教育马来亚化”与“统一编印华校教科书”是互相关联、一体两面的概念，对华校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备受当时华社的关注。1952年，新加坡华校教科书正式进入由殖民地当局主导内容编写的阶段。这年4月18日，《南洋商报》以《重编华校教科书的平议》为题的社论，针对马来亚教育阁员杜莱辛甘在吉隆坡中央教委会会议的发言提出看法。杜莱在会议上直言，马来亚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不但须基于马来亚的观点，且必须包含共同的中心题材及内容”。商报认为杜莱的表态，露骨地反映了“《巴恩报告书》所建议的马来亚国民教育，将乘此机会推进到华文教育的领域来，为马来亚化奠定基础。”

约两周后，《南洋商报》发表了新加坡华校总视学官华生海写给华校联合会的公函译文，信中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让该会指派四名代表参与“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二是告知该会，已有四间书局共同成立了“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打算重新编写、改良华校教科书，以便翌年供学校使用。这封来自官府的信函，直接引发了不同华人社团对教育马来亚化以及出版商联手编印教科书这两大课题的反弹。

华校联合会接获华生海的公函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郑安仑（华中校长）、庄竹林（中正校长）与林耀翔（养正校长）三人拜访中华总商会，商讨相关事宜。4月26日，校联会发表八点声明，阐述该会立场。其中第三及第四条谈到了“马来亚化“的问题：“（3）所谓马来亚化，应集东西文化的精华，各民族教科书应偏重于各该民族传统文化、风俗及特质，不宜使各民族学校所采用的全部教科书之题材及内容，归于划一。（4）为谋马来亚各民族将来能继续和衷共处，通力合作，吾人应教育下一代，具有世界眼光，不应采取狭义的所谓马来亚化的观点。”

5月9日《南洋商报》刊载了中华总商会致华校联合会的复函全文，要点是：教科书的纲要应当先由教科书编篡委员会聆听各方意见后审定，由官方公布，再交给出版单位编写，审批后才发行；认为出版有竞争，内容便能改善，比独家出版更为妥当；编写教科书不宜仓促，以免粗制滥造而影响教学效果。对统一编印教科书的意见，华校联合会与中华总商会开出了响亮的一枪。

华校总视学官华生海致函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之前的几个星期，马来亚教育部也通知了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选派2名及5名代表参加“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和“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教总答应选派代表之前先向教育部提出三点原则：其一、华校教科书的改变必须依照教育原理进行；其二、教材内容应顾及华人的文化背景；其三，课程授课时数维持不变。联邦教育部完全接受了教总提出的条件，于是教总根据要求派代表参加了两大委员会。

华社对教育“马来亚化”与“统一教科书”的意见

1952年5月至6月间，《星洲日报》所刊登的关于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改革的新闻与社论，至少有15则，具体报道了教科书委员会、华人宗乡组织、中华总商会以及华校教师联合会对课本问题与教育马来亚化的观点。《南洋商报》亦然，积极跟进与反应，显示华社对这课题的密切关注。

5月18日，《南洋商报》报道了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各校对星马教育局改编华校教科书的意见要点。意见书同意修订教科书内容，但必须“重视中国史地、中国人的生活、道德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主张教科书出版后不能强制采用，“政府应准许基于同样原则之其他教科书出版，让各校自由选择。”福建会馆的意见书，突出了反对强制采用课本的观点。

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也不认同独家编写与出版教科书的做法。5月20日《南洋商报》刊登了联合会的四点补充意见，其一便是重申教科书的自由出版问题。它认为“改编华校教科书，于政府颁布课程标准后，须任由民间自由编篡，并经审查、修订，然后出版发行。”

“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成立后，接受了中华总商会、华校联合会、福建会馆属校与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所提出的课本内容必须保存华族传统，以及教科书自由出版的主张。不过，联合邦教育阁员杜莱辛甘却不同意华校教科书“出版和采用自由权”的观点。它复函华校联合会，坚持若不是由“联营出版公司”出版的华校教科书，都不能盖上“官方批准”的字样。他强调“在目前华校贩卖教科书情形之下，将不考虑此事是否公平，而是此种方法对于华校学生和家长是否有益，且由此可保证教科书质量的优良，价格公道以及避免中间人渔利”。他补充说，政府的做法“不能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所订的合约有所抵触。”

6月13日，《星洲日报》本坡新闻打出这样的标题：《改编华校教科书／非联营公司出版者／不准印有“批准”字样／星方咨询委员将向当局提出质询》。新闻透露，这项建议已呈交联邦教育部长核准。

十天后（1952年6月24日），该报刊登了另一则新闻，报道了华校联合会主张华校教科书不应由独家书商出版，认为任何人都有印行课本的权利，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华校课本更加完善。

9月11日，《南洋商报》针对由一家出版社编印华校教科书一事发表《新编华校教科书出版问题》社论，措词强烈地批评了课本“垄断”的做法：“过去马来亚英文教育所用的课本都由英伦供给，我们从未看到英文课本是由政府垄断或由某一出版公司所专利。现在当局竟无视此种事实，硬把华校教科书指定一家出版公司专营，这种政策如果不是蔑视人类思想的自由，便是有意‘钦定’学校课本。”

政府为了统一华校教科书，催生了“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这是新加坡教科书出版史上各大书局首次联手合作，却引发了华社的反弹。1952年7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了联营首任董事长、南洋书局老板陈育崧的谈话：“政府接受方吴报告书之后，认为华校教科书过去是由中华、商务、上海、南洋与世界所供应，便借这次重编华校教科书的机会与这五所书局商讨成立联营出版社编写出版与发行教科书一事。联营向当局建议组织‘中央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邀约学者专家共同探讨重新制定编写原则。政府接受了建议，随后便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取得华小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权，并同意联营版教科书将印上‘官方书面批准’字样”。联营出版公司向政府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一事，与吴毓腾有密切关系，容后再述。

由五大书局携手合作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得到官方独家授权编写，并且将在课本上盖戳印鉴的做法，看来并不符合社会的期待。当时的学校组织、华社以及华文媒体对课本出版的垄断做法，陆续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1952年10月12日，事情终于有了转圜，《南洋商报》报道了联营出版公司的声明，它对舆论的批评做出了积极回应。新闻报道“该公司完全赞同华校教科书必须予各书局享有编篡及出版之自由权，各校亦得自由采用之主张，故该公司已决定向联合邦政府商榷自动放弃政府给于该公司营业损失上的保障，即将所享‘官方批准’之印鉴不予采用，以利各出版界同业在自由竞争原则下达到供应良善华文课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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