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早报说法有悖事实

伍依     2023-5-15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其含义是，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当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反抗时，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反抗者进行镇压。

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警察镇压工人、学生、教师造成流血事件司空见惯，李光耀就是靠着为被镇压者作法律辩护赢得了政治资本，得以顺利上台执政。

李光耀当权后，反过来镇压把他扶上台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镇压的工具就是警察。

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新加坡个人罢工事件共375起。在罢工期间，工人被捕、被提控、被驱逐和工团被封闭等等，无不是由“警队”执行。

李光耀政权接过英殖民主义者“紧急法令”的衣钵，改头换面成为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大肆逮捕政党、工会、乡村团体、文艺团体、校友会、学生等等的领袖干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63年2月2日英国、吉隆坡政权和人民行动党政权三方联手所进行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和120位左翼分子被拘留。这些镇压行动，皆由“警队”执行。所谓“冷藏行动”，李光耀完全是基于左翼势力威胁到行动党政权。

《联合早报》的社论《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2023年5月15日）说“警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时刻保持专业精神，坚持政治中立”。不错，“警员”的确具有“专业精神”，一丝不苟地执行政府的指令执行任务。但说“坚持政治中立”显然是瞎掰。因为被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当权者的对手。

香港的暴乱，是乱港反中分子，境外反华势力资助的颜色革命，暴徒大都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早报社论所据竟然只是一名退休的香港警官在接受极端反华的法广REF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说的“表示不解和痛心”，就引申为“香港警队失去‘亚洲最佳’的形象”，显然是赞同反华媒体之论，丧失了客观公正的报格。

早报社论既然认为“警察部队并不在真空里运作”，意思很清楚，“警察部队”具有执行统治者指令的职责，哪能“坚持政治中立”？

新加坡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政治氛围，来自良好的政治文化”吗？无数事实说明，“内安法令”让统治者有无限的权利，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拘捕被认为对统治者有“威胁”的人，而且可以长期关押。新加坡政治犯被关押十几二十年的人不在少数，连国会议员谢太宝都被关押32年。至今有些人内心还笼罩着白色恐怖，不敢言，就别说行了。民权活动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因为在一所社区警局外举起画上笑脸的纸皮而被起诉非法参与集会罪，难道这些情况能说是新加坡具有“健康的社会政治氛围”？

李光耀镇压对手，从来不是为着“国家利益”。早报社论抬高行动党说是“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执政党”。如果行动党是为了“国家利益”，当初就不会因为解救行动党倒台危机，宁愿牺牲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接受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苛刻条件。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前，反“大马计划”运动风起云涌，行动党人通过欺骗、恐吓、施压等手段赢得了“全民投票”，这就是早报社论说的“不轻易被一时情绪所左右的理性选民”的真实情况。

1963年大选之前，行动党通过“冷藏行动”进行大逮捕，把对手的精干送进监狱，并且由李光耀向英殖民者建议，不准政治犯参加大选，扫除了政治对手；后来的大选，都会有在野党候选人被指控为“骗子”“沙文主义”“诽谤”等罪名，抹黑诬陷在野党候选人。在2011年大选前，李光耀恐吓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说：“如果你们投给反对党，你们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结果引起该选区选民反感，行动党第一次丢失了集选区。早报社论所说的“行动党在每一届全国大选里，都是靠真刀真枪的政治竞争”纯属为洗去行动党的污点。

早报社论说，“由于行动党长期执政，本地反对党一直到2020年大选，才首次在国会赢得双位数议席”。从这点来看，或许是早报新手执笔，不知道1963年大选时，在野党获得13席。历史知识这么贫乏，如何能写出客观公正的社论？

“警察和公务员”受聘于政府，只能服从政府的指令行事，只能惟上，哪能如早报社论说的“当有足够的选民拒绝民粹政治的诱惑，惩罚意图操弄身份政治的政客，基于政策思辨的健康政治竞争才有可能，警察和公务员也才有可能政治中立”？

早报社论写手不依靠事实支持，除了吹捧行动党的语言再没半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