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紫禁城”

柯木林    20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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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来新加坡，不是看现代高楼大厦，而是看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因此，保护与修复古迹，是尊重自身的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智慧的表征。

独立桥

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过去50年，新加坡社会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挂帅，城市发展的大前题下，古建筑物首当其冲。成功的背后，有历史文化的代价，这是无法以金钱成本来衡量的。的确,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古迹的概念，更何况这种概念须要长时间培养，并非一蹴而就。

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时称古迹保存委员会）在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五年后的1971年1月成立，虽然也挽回与援救了一些古建筑文物，但整体而言，国人对古迹保护的意识并不强烈，于是有了古迹负责人与古迹保存局因修复问题而对簿公堂的案例。

目前已注册成为国家古迹的有69处。令人惋惜的是，建国初期几处地标性建筑如：守护独立桥（Merdeka Bridge，即今Nicoll Highway，1956年）的雄狮、旧国家剧场（1959年）、旧国家图书馆（1960年）、新加坡大会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1965年）、旧国家体育馆（1973年）等等，如今硕果仅存的只有新加坡大会堂了。

曾任建屋发展局局长的刘太格有句名言：“每个城市都有他的紫禁城。”这与当年折除北京旧建筑及城墙时，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启超的儿子）抱着北京的牌楼痛哭，认为这是摧毁千年古董，实乃异曲同工。这些形象的比喻，都在说明一个道理：古迹的价值所在。旅游者来新加坡，不是看现代高楼大厦，而是看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因此，保护与修复古迹，是尊重自身的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智慧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的成立，适逢其时。

保护与修复古迹的概念，需要整体国民意识的支持，当然更需要有关当局制定政策予以启导。近年来，人们对所处周遭环境的演变，兴趣越来越浓烈，掀起了一股缅怀本地历史风物的热潮。6月15日的《联合早报》报道了本地文史爱好者，自发推出“步行导览”项目，寻找先人足迹，让人们了解社区文化遗产、认识本地历史建筑，值得一书。

培养国人认识、保护与修复古迹实具前瞻性，在官方与民间携手合作下，更有成事之可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