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吧！砖窑

从夜暮到黎明      2017-10-27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10/brick-kiln.html

比莱路(Pillai Road)

巴耶利峇有一条比莱路，比莱(Naraina Pillai)可能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位登陆新加坡的印度人。比莱是一名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819年初随莱佛士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来从商。比莱为本地的印度社群作出许多杰出的贡献，例如在大坡大马路（桥南路）买地兴建马里安曼印度庙 (1827)，今天这座庙宇依旧香火鼎盛。他也是当时的淡米尔族群领袖，为在本地生活的同胞排难解忧。

1822年，第一份莱佛士市镇规划报告书出炉，指令采用永久性的建筑材料来建设新加坡，这些永久性的建筑材料包括了砖块。比莱下海从商后，在丹戎巴葛建立起被公认为本地最早的砖窑，为城市建设提供材料，先分一杯羹。

造砖

19世纪的加冷河畔，等待运输的砖块。摄自万山福德祠文物馆

19世纪就已经在梧槽河与加冷河一带立足的华人砖窑，制砖除了动用人工之外，还使用“牛工”。这些砖块称为“牛踏砖”，先由牛只践踏粘土浆，然后放入砖块模具烘烤而成。

砖块的需求量跟着社会建设的步伐日益增加。英殖民地政府为了确保砖块的供应与品质，在1858年设立了“官窑”。这个创建砖窑的好地点，就是有充足的加冷河水源和粘土供应的实龙岗路。

为了节省成本，政府甚至动用来自印度的罪犯劳工来制砖，表现良好的罪犯都可以从良。未几，政府的制砖方法走向机器化。由于砖块的质地优良，生产力又数一数二，监狱长还在国际建筑商展上荣获奖章呢！

万山福德祠是造砖工人的避风港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的地段

1885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清楚注明“Whampoa Garden”和“Brick Field”两个地段。“Whampoa Garden”是广东富豪胡亚基在实龙岗路的南生花园，而南生花园旁那一大片“Brick Field”，显然是颇具规模的砖窑的所在地。在砖窑旁的“CHINESE TEMPLE”，可能就是万山福德祠原址。

万山福德祠是早期加冷河流域的华人苦力的避风港，也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土地庙之一，庙内供奉了较少见的金花娘娘和保生大帝。

万山港指的就是百年前的加冷河流域。根据吕世聪、洪毅翰等人的考究（发表在《投桃之报》），加冷河流域两岸除了工厂林立外，也搭建了许多亚答屋供工人住宿。马来人称这些工人宿舍为Bangsal，当时的华人将它译为万山，因此得名。

蔡炳南：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

万山福德祠的副总务蔡炳南表示：“19世纪中叶的加冷河畔已经有广东人的砖厂，这群广东人在1870年代创建了万山福德祠。1901年，庙宇搬迁到芽笼17巷，保留了粤式传统建筑风格。梅兰乐在附近的Kallang Pudding拥有砖窑和皮革厂等，扩充庙宇的时候，捐献了这块土地。”

梅兰乐是广东台山端芬人，跟新加坡最悠久的宁阳会馆（1822）的创办人曹亚志同乡。据新加坡与槟城两地的记载，曹亚志是一名木匠，在槟城随着莱佛士的船队来到新加坡。日后，抵岸的台山人日多，从事建筑相关行业，俗称“泥水匠”。从梅兰乐与曹亚志的故事，可以一窥早期本地华人地缘业缘的社会凝聚力。

上世纪80年代的加冷河畔(kampong Bugis)还有废置的砖厂。图片取自新加坡档案局

蔡炳南进一步解释：“加冷一带属于新加坡初期工业区，有造砖厂、锯木厂和造船厂等，雇用许多广东和客家劳工，他们成为前来万山福德祠拜神祈福的主要群体。加冷河畔有一条Nam Lock Street就是以梅兰乐命名的。不过，兰乐街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消失了。”

后期的地理调查显示，女皇镇和裕廊一带的粘土质地更好，大型的砖窑才逐渐西迁。上世纪80年代路经加冷河畔的kampong Bugis，还可见到废置的砖厂。阅读全文»

被拆掉的52年，新加坡快变“新假坡”？

沈泽玮    2017-8-10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0810-126

往后，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只能在博物馆才找得到？

国家剧场。（资料图）

“拆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形容神州大地不停拆这拆那的景象，像一个停不下来的推土机，永远在工地里干活。

新加坡还不至于拆这拆那，但在我们52年的建国历程中，已经把一些传统的标志性建筑物拆得所剩无几。

国家图书馆、国家剧场、旧国家体育馆、水族馆、咖啡山（武吉布朗）部分坟场、丹戎巴葛火车站月台不见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最早的华校之一的萃英书院（创立于1854年）只剩下正门一面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拆除建筑物和老街是为了国家发展和城市重建所需，民众即使不高兴，顶多也只是发发牢骚，大家都知道，政府决定拆的，最终还是会拆。因为社会上下布满“务实”“理性”这对双胞胎DNA，我们的人文历史在国家发展的宏大目标下愈发显得渺小，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快丢失掉。

今年六月，涉及政治遗产问题的李光耀故居拆或不拆惊动了国会辩论。两相对照，更突显结霜桥旧货市场在民间不舍声中结束的无奈。往后，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只能在博物馆才找得到？我们就不懂得欣赏旧的气质和韵味，只一味向往人工翻新所带来的青春快感？

讽刺的是，我们一面拆掉现实生活中的“真旧”东西，又一面制造供人欣赏的“假旧”事物，莫非真要成为“新假坡”？例如，《新明日报》报道称，樟宜机场新大厦设置了固定的传统文化区，展示19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50年代的店屋外观，就连厕所也采用了娘惹地砖与南洋式吊灯，充满本土娘惹特色与英殖民地风格。

位于当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相信是每个“70后”心中永远的记忆。念中学时，每当学校有小组作业时，我经常与同学到国家图书馆去讨论分工、采集资料。在记忆中，这幢建于1954年的红砖建筑就像个不说话的老师，很严肃、超厉害，什么资料都有。1999年，当国家图书馆要让路给公路隧道的计划公布时，引起民间很大反弹，但终究难敌公路建设的“圣旨”。回头看，国家图书馆被拆，仅是为了一条500公尺不到的福康宁隧道，到底值不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阅读全文»

文化孤儿的自我诘问——专访沙士德兰

访问：董家威    译者：董家威     摄影：Tan Ngiap Heng    2015-11-23
http://journal.practice.org.sg/all-issues/issue-8/sasitharan/

对于孤儿，任何人可以认父母…… 郭宝崑《郑和的后代》

关于文化孤儿

沙士德兰 (T. Sasitharan)

文化孤儿是郭宝崑于90年代提出的概念。90年代承接80年代而来，我认为8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因为这个年代是新加坡在剧场身份认同的建构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年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宝崑出狱，回归剧场。他对剧场的意义萌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并且在10年后发表了文化孤儿的概念。这个时候的剧场作品开始冲击我们对身份认同的看法。我们开始思考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以及社区认同对我们的影响。文化孤儿通常被视为一种隐喻，意指孤立、缺失、弃置、没有父母的状态。我们觉得自己和本源脱节，成为无根的一代。孤儿代表的就是这层意思。我们缺乏归属感，随之而来的还有迷失、无助、急需依附、寻求出路的焦虑。

就隐喻而言，以上所述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文化孤儿的概念也有一种历史层面的意义。如果我们将文化孤儿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它其实是一个诘问——一个催促你思考自己过去，以及应该如何看待过去的诘问。如果你没有父母，你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人成为你的父母。重点在于掌握这份自由——可以书写自己的过去，可以和任何一个过去进行连接——而不是沉溺在缺失与无根的情绪中。当然，从某个程度而言，这个过去会是一种幻想与虚构的产物，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对你而言，这个过去是否“真实”。

文化孤儿和移民现象有关，但又不尽相同。马来族群是新加坡唯一的非移民，但他们也必须决定自己认同的过去。他们是否认同自己源自马来族群世界，即马来半岛的一部分？还是认同一个更宽阔的马来文化，即努桑塔拉(Nusantara)和印尼群岛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我们的原住同胞也得书写自己认同的过去，寻觅自己的文化血脉，选择自己与历史的联系。如此说来，原住民和移民一样都可以是孤儿。

新加坡的“紫禁城”

柯木林    2015-6-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2vkq3.html

旅游者来新加坡，不是看现代高楼大厦，而是看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因此，保护与修复古迹，是尊重自身的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智慧的表征。

独立桥

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过去50年，新加坡社会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挂帅，城市发展的大前题下，古建筑物首当其冲。成功的背后，有历史文化的代价，这是无法以金钱成本来衡量的。的确,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古迹的概念，更何况这种概念须要长时间培养，并非一蹴而就。

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时称古迹保存委员会）在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五年后的1971年1月成立，虽然也挽回与援救了一些古建筑文物，但整体而言，国人对古迹保护的意识并不强烈，于是有了古迹负责人与古迹保存局因修复问题而对簿公堂的案例。

葬身何处

吴庆康     2014-7-7
http://two3five9.livejournal.com/133510.html

我们的集体回忆总是在“重新规划/重新发展”的理由下一个一个消失。

我对这个坟场很熟悉，三十多年，每天都会经过几回，因为就在我家后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祖父祖母以及不少先辈就在此长眠，即使不是清明节，我偶尔也会走过去看看，就算是半夜三更也不觉阴森，因为坟场的独特设计像是组屋区，人气很重。

是的，我总觉得位于荷兰村的双龙山坟场不像其他处于郊外的坟场/坟山，有点像政府组屋，直列式的墓碑整齐排列，而且相当干净。也许是从小就来这里“拜拜”的缘故，已将这里当成是邻里，是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但即便是我的祖父母就在此长眠，我对原本的双龙山所知也不多，根据报道是应和会馆1887年在荷兰路开辟的坟山，当年原本占地100多英亩，为了国家发展，上个世纪的60年代被政府征用，原本迁坟蔡厝港政府华人坟场，后决定保留四英亩半土地重造一座新坟场，并于1969年建成，祖父母也就跟着迁葬。

很多东西/事情是这样，你未必要研究探知，只要自小看惯就成习惯，习惯变成自然，最后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生活构成元素和回忆。其实那不仅是我个人和一些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先辈长眠之处毫无疑问是我们生活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即便是不包含太多宗教/信仰的建筑/地标，也总在在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过程扮演的种种角色中，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回忆。阅读全文»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二）

从夜暮到黎明       2014-4-22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04/blog-post_22.html

银星艺术团到新加坡

《华侨日报》报道了1966 年香港银星艺术团访新的盛况：“一连演了十场，剧场三千四百座位无一空置…每晚平均还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 台下一致好评” 。显然银星艺术团的演出非同凡响。

银星艺术团访新。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至于怎么会有“两千人站在四周欣赏节目”呢？国家剧场依山而建，无支撑的天蓬下是开放式的剧院座位，晚上凉风习习，还有风叶虫鸣为伴，是个结合艺术与大自然的民间结晶。由于剧场三面只是由矮锌板围住，当年我们坐在山上的石阶上或在铁板的缝隙间，就可以免费观赏舞台演出了。

民间集资，依山而建的国家剧场	国家剧场内观。坐在后面皇家山山坡上看演出也是一件乐事

1963年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总理李光耀合照。
前排左二起 唐纹、向群、苗金凤、白茵、梁慧文、陈绮华、嘉玲、江雪、王葆真、石慧。后排左一起 丁亮、关良、周聪、陈文、周康年。后排右三 廖一原。图片来源：子宇-电影的理想年代

《南洋商报》（1966年4月16 日）对银星艺术团的演出评价，认为银星艺术团除了有高水准的“民族表演”之外，背后还起着明星效应。虽然新加坡观众表示有些表演节目早就被本地观众看腻了，但是由这些职业艺人演起来，就是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银星艺术团的贵族般的票价，竟然能够场场爆满，依靠的正是本地观众对于“左派”电影明星的爱戴。

在1960年代，新加坡以时任总理李光耀为首的内阁团队正致力于打击左翼分子。在这个积极打压左翼的非常时刻，竟然批准国家剧场邀请以长凤新为班底的银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难道不怕这个间接代表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引起的“反面”效应吗？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一）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一）

众夜暮到黎明        2014-4-18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04/blog-post.html

长凤新与银星艺术团

《长城》是正派电影的代名词

从小就喜欢看“廉价”电影，在大世界的广东戏院看戏，常有五毛钱连看两场猛片的优惠。也曾经在星期天下午跟父亲从住家走半小时路，去到小坡柔佛路咖啡店，对着悬在柱梁上的声宝牌黑白电视，一杯咖啡看完一部粤语片。后来才逐渐明白喜欢看电影的原因，所喜欢的就如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样，从无到有的艺术创作结晶。

1970年代新加坡放映了好些长凤新的电影，长凤新出品都被视为正派电影，以申诉社会不平等为主，深受文艺青年爱戴。长凤新的演员也是1960-70年代赫赫有名的“银星艺术团”的骨干。关于长凤新的成立背景以及走到1960年代之路，叶舒瑜在她的论文《冷战与香港的长城、凤凰、新联—以1945-1967年为考察时段》中有详细的分析。

长凤新的演员如合称长城三公主的夏梦、石慧和陈思思，其他演员如朱虹、陈娟娟、鲍方、方平、傅奇、鲍起静、王葆真、王小燕、张铮、江汉、白茵等，新加坡老一辈的文艺界人士还会有印象。1959年长城电影公司接受星洲报业联会邀请到新加坡演出，为兴建国家剧场筹款，这是长凤新首次踏出香港。

1963年8月8日，长凤新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出席首届东南亚文化节兼国家剧场开幕礼，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还亲自迎接他们。

1966年银星艺术团正式成立，应国家剧场的邀请，前来访问演出，票价从$2至$10。

1977年11月，银星艺术团再次应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邀请到新加坡访问，1978年在国家剧场为新加坡乓乒总会筹募经费演出。

当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接见参与东南亚文化节的香港演员。图片来源：文汇报，1963	参与首届东南亚文化节的各国代表。NAS 1963

对于1977年那场演出，我的记忆犹新，当时受到长凤新的电影如《三个十七岁》、《小当家》、《侠骨丹心》、《我又来也》、《红缨枪》等所影响，喜欢上这些标榜着中华文化、为被打压的低下层人民打抱不平的正派演出，很想去捧场，推动健康文化，可是被贵族般的票价吓坏，只好望门兴叹。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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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二）

古迹保护我国还不足以为苏州之师

韩山元      2012-8-28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828_002.shtml

新加坡历史不长，留下的古建筑本来就少，却没有“物以稀为贵”，几十年来被我们拆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何其多，多年来的失误是令人伤心和遗憾的。

拜读了周斌先生8月25日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文章《苏州应跟新加坡补上古建筑保护这一课》，我有诸多感慨。作为一名新加坡公民，我感到惭愧；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我感到遗憾和痛心。周斌先生盛赞新加坡的古迹得到很好的保护，强调苏州应当向新加坡学习，但以我多年的工作、学习与对古迹的考察所知，必须指正，新加坡在保护古迹方面所投下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是很有限的，一些值得保护与维修的古迹都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和有效的维修。

简单举几个例子：创建于1828年的恒山亭被烧毁了，至今仍未修复；最早的华校之一的萃英书院（创立于1854年），现在只剩下正门一面墙，连那块刻着“萃英书院”校名的牌子，现在则是流落到厦门华侨博物院。

1892年建成的旧同济医院（同济医院本身成立得更早，原址在单边街），让商家承包经营，内部改得面目全非，现在是经销保健品的公司在营业，如果不是去买东西，人家是不欢迎你进去参观的。这也怪不得人家，他们开的是商店，不是公共博物馆。

建在福康宁山脚下的国家剧场已彻底拆除，几乎就是“毁尸灭迹”，不留痕迹，令人惋惜与痛心，也许它还算不上是古迹，但是其历史价值却不应置疑，那是人民行动党政府1959年上台、也是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不久，政府和人民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筹款建起来的，当时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也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演出场所，也是一些重要集会的地点。政府也许有千万条理由要拆掉国家剧场，但是，拆后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水池，或一面墙，总可以吧？但现在去看，什么痕迹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