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闲说禁书60年（二之一）

周维介 2014-10-28
怡和世纪 2014年10月-2015年1月号 总第24期

缘起——同性恋读本惹出禁书风波

2014年7月，平静的新加坡读书界骤起波澜。事缘于有家长投诉，指国家图书馆开放借阅的三本英文儿童读物涉及同性恋问题，有悖于当下社会的价值认同。当局立马查禁，并表示将销毁这些禁书。不料这个决定，引起各方反弹，让国家图书馆管理层陷入舆论争议之中。这是独立近半世纪来岛国罕见的社会现象—禁书，这久违的语汇，一时间潮水般冲击着人们的情绪。

一星火花，燃成了烈焰。国家图书馆的解释，不被对问题持不同看法者所接受，有四百多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国家图书馆建筑旁的空地聚合，集体与孩子一块阅读图书，包括那几本刚被下架的读本，以示抗议。之后，当局明示不毁禁书，决定把它移往成人部书架。又数日，再广告天下，这些书将安放在区域图书馆，显示当局努力调整步伐，以应对改变中的新加坡社会。

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查禁书籍是管制思想、打击不合道德规范文化产品的惯用手段。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说是禁书行动的前行者；现代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有书报审查制度。但禁书不会是永远的标签，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禁书，今天的名著，或许正是昨日的禁品。屈指一算，《天方夜谭》、《十日谈》、《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西线无战事》、《动物庄园》、《齐伐哥医生》、《古拉格群岛》、《我的奋斗》、《雾都孤儿》、《红与黑》等等你我耳熟能详的传世大作，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列位禁书榜，让无数人欲窥无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局分化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双方角力，为各自宣扬的意识形态奋战。反映于文化上的，便是限制敌对阵营的书籍到自己的土地上流通。阅读禁书，成了一种精神冒险，种种阅读禁书的故事不断在人间大地复制，“雪夜闭门读禁书”，绽放成俗世的另类风景。

禁书，也在新加坡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留下它的身影。二战后的新加坡，胜利的暖风夹带着反抗殖民统治的种子，在各个角落入土萌芽。反殖，成了当下社会的思潮主流；本土不同形态的政治酵母，催化了后来的一连串政治搏斗，从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到独立的历程中，掌政者都曾亮出查红禁黄的利剑，以达成各自的目的。

1948年禁止课本灌输中国意识

早年的华文课本来自中国，灌输认同中国的意识。

二战结束两三年后，英国殖民地管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诉求，反殖民统治的声浪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日益活跃，让英国人铁了心，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对付马共与左翼政团，严格限制社团、出版与结社活动，以控制思想传播。新法令规定，所有刊物必须申请出版准证才能印行。这个条款，有效削弱了刊物的出版活力。次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殖民地政府随即大量限制中国的书刊读物进口到新加坡来，审查尺度比过去更为严格。

此前的二、三十年，新马华校的课本全来自中国，某些课文所灌输的意识与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相悖，于是它明令规定，凡是中国进口的教科书，若课文具有任何中国政治意识或排外思想，一律查禁。它强制出版商删除所有涉及效忠中国的篇章，否则有关教科书便不得在学校中使用。这种针对教科书的举措，是1819年以来英国人在新马少有的大动作。

那几十年的华文课本，确实“理所当然”地灌输着认同中国的意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课本，便有“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上学校去”、“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南洋”的课文。殖民地当局祭出查禁警告，不仅加速新马教科书的本土化，也催化了华社认同马来亚的进程。